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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西夏文化，杂糅了汉族文化、党项文化、吐蕃文化、鲜卑文化、回鹘文化等成分。中原汉族文化是西夏文化的核心，元昊称帝建国前夕，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制，西夏文字的创制完全借鉴和模仿了汉字。汉文和西夏文一样，是西夏的通用文字，汉学教授汉文，番学教授番文(西夏文)。西夏的科举分番汉两科，番科考西夏文儒经，汉科考汉文儒经。西夏继承中原王朝德运传统，在金、木、水、火、土五德中，自认为金德，直接继承唐朝的土德。西夏纪年采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年号纪年，国主新即位要改元，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或革故鼎新也要改元，并铸年号钱币。国主在位时上尊号，去世后上庙号、谥号，陵墓有陵号。党项人是西夏的主体民族，内迁后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本民族自然崇拜、巫术、复仇等习俗。早期党项和鲜卑吐谷浑交错毗连，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西夏境内还有大量吐蕃人，西夏文化包含着浓郁的吐蕃文化成分，吐蕃语不仅在吐蕃人群中使用，而且和党项语、汉语共同构成西夏的佛教用语。甘州回鹘归附西夏后，长期生活在河西走廊，继续使用本民族文字，西夏时期的回鹘文献有写本和印本，敦煌西夏洞窟中有不少回鹘人的形象。
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1]1845 早期党项人部落林立，较大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2]5290他们都是以氏族血缘为单位，每个氏族部落之下，有许多小氏族，平时“各为生业”，只有对外战争时才相屯聚。这一时期党项一度依附鲜卑吐谷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以致唐宋时期有人认为“吐谷浑者，今之文扶羌是也”。[3]现代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4]说吐谷浑羌化了，就是吐谷浑大量吸收和融汇了羌族的文化与血缘。同时，这种吸收与融汇是双向的，也即羌族也大量吸收了吐谷浑的文化与血缘。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到了周隋之际，今青海湖一带的党项基本上融汇到吐谷浑中去，故从此他们从史书中消失。当然，这其中也包含迁徙的原因。而松州一带的吐谷浑则被党项所融合，建立西夏王国的拓跋部，实际上是被羌化的鲜卑人，[5]他们已与党项羌没有多大的区别，故两唐书的作者及后世学者把他们看作为党项羌。早期党项正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党项的文化也包含一些鲜卑吐谷浑的成分。 对党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隋唐王朝，隋朝统一中国后，威震四方，党项纷纷归化，遣使朝贡。[1]1846唐朝建立后，党项与中原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太宗贞观三年(629)，党项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抚慰，步赖因此入朝，宴赐甚厚，以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6]11311其他党项酋长闻风而动，“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2]5291唐贞观五年(631)，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7]只有最为强族的拓跋部依附吐谷浑没有归附，在唐朝的军事压力和劝诱下，大首领拓跋赤辞与从子拓跋思头也率众归附，唐太宗列其地为懿、嵯、麟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任命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皇姓李。于是，从今青海积石山以东的党项居地，全部列入了唐王朝的版图。[8]6215 党项归附唐朝前后，从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权为争夺资源，不断向外扩张，征服吐谷浑，攻占大片党项居地。党项面临着重大选择，或投附吐蕃，成为吐蕃统治下的部落；或向唐朝内地迁徙，成为唐朝的部民。在唐朝羁縻怀柔政策的感召下，党项选择了唐朝，逐水草向西北内地陆续迁徙，最为强族的拓跋部从青藏高原的松州迁徙到黄土高原的庆州。①“安史之乱”后，又从庆州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平夏地区，同时野利、把利、破丑、折磨等部落也相继北迁绥、延及银、夏诸州。[8]6216 党项迁居的河陇地区，自汉代以来是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并创造着农耕文明的所在，党项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无论地理条件抑或历史条件，对他们吸收汉族农耕文明，发展生产与繁殖人口，都是极为有利的。特别是唐王朝一贯重视列为“编户”蕃戎的农业生产，开元八年(720)，唐玄宗敕新降蕃酋，“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所，递相勉谕，以悉朕意”。[9]689大中五年(851)，南山党项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唐政府即“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10]8046由此可见，至迟在中唐以后，在唐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下，一部分党项开始学会了农耕。当然唐代学会农耕的党项人数很少，他们大部分仍以传统的畜牧为生。沈亚之《夏平》指出：“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骆驼”。[11] 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与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换日益繁荣。党项人除了用自己的畜产品和沿边汉族人民交换粮食、丝绸和其他生活日用品外，还“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8]6217朝廷虽禁止兵器贸易，②但商人为了牟取厚利，仍以各种手段走私出境，或边臣因循，“都不遵守”，[9]710实际上兵器贸易从来没有禁绝过。党项马是最受中原欢迎的商品，“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12]著名诗人白居易也写道：“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13]后唐开成四年(929)，庄宗御中兴殿，阅蕃部进马，枢密使安重诲奏曰：“吐浑、党项近日相次进马，皆给还马直。对见之时，别赐锦彩，计其所费，不啻倍价，渐成损耗，不如止绝。”庄宗曰：“常苦马不足，差纲远市，今蕃官自来，何费之有？外蕃锡赐，中国常道，诚知损费，理不可止”。[6]1896自是蕃部进马不绝于路。后唐明宗鉴于“党项皆诣阙，以贡马为名，国家约其直酬之，加以馆榖赐与，岁费五十余万缗。有司苦其耗蠹”。[10]9029“诏沿边置场买马，不许蕃部直至阙下”。[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