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生与构建历程来说，一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两条线索，而且都是在一种跨文化语境中展开的，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和融通的特点。前者主要受到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借鉴了有关理论观念，通过与中国文论思想的碰撞和磨合，形成了中国化的美学思想表达；后者则主要通过诸如绘画、舞蹈、音乐等具体艺术创作之间的交流和借鉴，形成了一种对于艺术性质、价值和功能的新理解，继而上升到了美学理论层面。可以说，在关于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中，理论和理念层面的寻根探源比较多，亦有诸多学术成果，但就具体艺术层面的研讨比较少且相对薄弱。而正是在这种情境中，“美术”与“美学”之间的关联和关系，以及它们在20世纪初中国美学发轫期的碰撞与转化，成为一个有必要展开讨论的课题。 一、“美术之学”的命名与“西学为用”的语境 在中国人文学科史上，美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交融的产物，其发生和来源是复杂多样的。既有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在应合，也有外在思想的影响和介入，还有中国学者根据本土语境进行的各种不同阐释和理解。 单从理论学科来说，中国美学之源起就不能不提到王国维。因为王国维最早意识到中国文学在理论意识方面的缺失，是最早呼吁并致力于美学理论建设的学者。尤其在接触德国哲学思想之后，王国维对中国文化及学术现状进行了反思。他特别感慨于中国缺乏纯粹精神和信仰方面的理论建构，因而容易导致过度追求功利性、实用性的倾向。他说：“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① 正是由于这种心境与见解，王国维接触到西方“绝对理念”“纯粹哲学”“纯粹美术”等观念时，就产生了某种“久旱逢甘霖”的共鸣和感悟；并迅速切入对中国美及其美学理论的建构之中，从而把西方美学思想融通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解读和批评之中。王国维还有一段话也常常被人引用：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以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国维所强调的是来自哲学和美学的超越实用和功利目的的终极价值，所追寻的也是一种形而上的纯粹理念；但是除了偶尔出现“美学”一词之外，多用“美术”一词来进行表述。显然，这种关于美及对美学的追寻，即便在王国维的论述中，也依然存在混淆不确的地方。显而易见的是，王国维这里所说的“美术”，并不是指绘画，也不是“美的技术”，而是指向了从德国哲学中引入的美学。 其实，就对美的理解及其阐释而言，“学”与“术”有着很大的差异。“学”重在研究，重在理论，重在对普遍原理和价值的探讨，更倾向于以纯粹的认知理性来完成对“真理”的追求；而“术”则重在实用，重在技艺，重在对方法和经验的学习，更倾向于对具体形式和结果的验证。当然，这两者之间并非全然是对立和隔绝的，而是时常纠缠在一起。这种“学”中有“术”、“术”中有“学”的学术范式，已经在晚清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思潮中成为了主流模式。或者说，晚清学者们还在下意识地拒绝把西方哲学与美学当成真正的学术本体，以免冲击他们所熟稔的传统道德之学和政治之学。 但是，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发轫期，我们并不能过度地强调这种“术”“学”差异，而是要理解它们之间时而相互矛盾冲突、时而相互交叉借助的情形。所以，就“美学”和“美术”来说，我们并不能过分指责王国维的意指不明或在混淆这两个不同概念。在20世纪初较长一段时间内，“美术”和“美学”都是从外国文化中“假借”而来的，都还没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根，所以在很多相关论述中，“美学”和“美术”是并存互通的。它们也经常被阴差阳错地放置在一起，表达着相同或不同的意义。 王国维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写了《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专门讨论这一学术概念翻译所面临的难题。他首先指出，不同国度的国民在思想和语言上有精粗广狭之别，而我们用“近世之语言，至翻译西籍时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疎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③他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而造成了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他分析道：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见其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risc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