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21)06-0111-06 随着社会转型和现代技术的发展，现代性的进程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脱域生存。在全球化情势和时空的脱域生存中，现代人日益丧失时空依赖性和家园归属，遭遇生存困境。面对脱域生存及其带来的困境，现代人以越境者的姿态来应对，进而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与救赎。 一、现代人的脱域生存 现代性是一个与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它是一种对当下社会生活组织模式的表述，也是一种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的表述。吉登斯认为，受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影响，时间和空间产生了分离和重组，进而导致脱域机制的形成，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18。在吉登斯眼中，前现代社会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共同体社会，其中时空稳定且固定地联系在一起。前现代的社会交往基于熟悉的时空场域，而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出现，固定的熟悉时空场景逐渐转换为流动性的时空场景。 在吉登斯的描述中，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环境受时空的在场规律支配，具有物理上的亲历性特征。时空的脱域则使现代生存不再具有物理上的确切性，日常体验的亲历性也被切换到一种非亲历性流动场景中。在现代性社会，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的高速发展，压缩了物理时空距离。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物理时空更是被虚拟化，传统的时空关系被抽象出来，并在现代性语境中被重组或重构，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再链接。可以说，在全球化情势和时空脱域机制的影响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选择完全置身于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1]18现代人在虚拟的时空场景中重构日常生活，甚至重构自我，进而实现自我认同。由于现代时空关系的脱域和重组，传统的相对固定的日常生活、话语关系、交往实践、社会认同等也被解放出来，进而在无边界的虚化时空场景中得以表述和延展。吉登斯把现代性的生成逻辑基础定位于“时—空”的抽离和重构，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1]14。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笔者以为，现代性的扩张导致时空转换和时空分离的生成，这也是现代社会转型和重构的基础。 以此来看现代人的生存样态，时空脱域所衍生的距离感因而成为考察现代人生存情境及其内在逻辑的坐标系。在传统的时空情景中，物理上的距离感是真实而亲切的，个体的生活场所相对固定，人际交往也相对单纯，依据的是彼此间的亲疏关系原则，且凭借惯习就可以轻松应对日常生活的种种变化。现代时空的重构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格局，亲历性变成了非亲历性，彼此的熟悉感逐渐转变为陌生感。对此，鲍曼对“远”与“近”的剖析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在鲍曼笔下，“附近”意味着熟悉和亲历性，意味着“宾至如归”的家园感；“去远方”则意味着陌生和非亲历性体验，是一种令人紧张不安的经历，远方意味着冒险和招惹麻烦。同时，“远”与“近”还意味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2]12-13根据鲍曼的论述，“附近”是一个克服了时空差异性的场所，是一个有着“温馨”内涵的概念，是个体有着确定感的熟悉场所的表征；“远方”则意味着时空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陌生性，它是一个有着距离感，容易使个体产生恐慌的未知时空场景。 “远”和“近”延展出来的距离感，显然是对前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描述：在前现代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更能做到彼此交心、信任和依赖。鲍曼的观点也可以通过滕尼斯的观点来得到证明。在滕尼斯的表述中，“共同体”和“社会”是一组相对性的概念：“共同体”指传统乡村社会，而“社会”指现代性社会。“共同体”使人们有强烈的归属感、邻近感和总体感，而“社会”意味着碎裂和距离，意味着共同体的衰亡和距离的凸显。[3]52-54可以说，滕尼斯的“社会”概念所隐喻的时空变化，也就是吉登斯笔下的脱域机制。根据滕尼斯的观点，在传统“共同体”社会中，个体与他所生存的场所绑定在一起，与周围的时空有着较多的互动性，同时对时空也有较强的依赖性，但现代性速度与技术摧毁了这种关系，个体被抛到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动态时空中，导致现代人熟悉场景和时空感的缺失，这也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家园感缺失”的表述。时空的稳定性联接及其意义被现代性所消解，变得分离、虚幻和碎片化，成为一些相互割裂且随时可以通过“流动性”而存在的断片或节点。 现代人一方面体验着时空的脱域生存，但同时也体验着情感的脱域生存。在现代性社会，个体生活和情感交流更具流动性，人们在各自的生存空间中遭遇，但不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彼此之间保持热忱态度，而是相互有所保留，个体间充溢着冷漠无情的色调，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在流动性的时空场域中，空间似乎已成为一个过渡或表面性的存在，现代人仿佛走入了异乡。此外，时空脱域带来的虚化导致时空的重组，也使现代性社会成为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这个风险社会弥漫着失落与躁动的情绪，现代人逐渐变得焦虑，体验着随之而来的各种力不从心的经验和感受。传统社会的固定时空被虚化的现代性时空取代，形式和内容的任意延异以及生活价值和意义的被抽离，最终导致自我认同的挫败和亏空。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风险，现代人不得不重新去发现和定义自我，这也迫使他们直面自我的经历，在焦虑经验的体验中反思性地重构自我。 现代人的工作日益专业化和机械化，当个体驱逐传统意义上的时空体验，进入流动性的现代性时空场景，理性化的生活风格也由此生成。对此，克拉考尔有着精辟的分析：“对于大多数雇员来说，行动的自由已然被理性所禁锢……专业化进程普遍发生于各个部门。……个性还有什么用呢？如果工作正日益成为碎片？”[4]44克拉考尔认为，单调的流水线工作带来的是生活风格的智性化和单一性，个体成为活标本，日益屈服于理性的规范法则。克拉考尔勾画了现代人精神体验与物质生活的日益分离现状，在他看来，现代人的感性日趋消弭，对生活的细腻反应也逐渐消解，日趋机械与麻木。现代人成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缺乏生活的安全感，“结果是导致精神上的孤绝境地。他们固执地生活在虚空之中，这更加重了他们的心理痼疾。”[5]9现代人害怕与外界接触，开始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回撤。现代生活变得没有激情，没有努力的确定性方向。激奋的人生目标从个体内心关注的视域中消失，现代人内心世界弥漫着空洞与茫然，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孤独边缘者，成为“强大的、没有灵魂的、依靠无数相互啮合的小轮子来运转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6]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