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美学的建构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晓华,男,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人文学院身体美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广东 深圳 518060)。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由于生物科学、医药技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有关后人类美学的言说逐渐兴起,牵连出复杂的话语实践。梳理和延伸相关线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后人类美学的建构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它又将具有什么样的研究纲领?经过一番理论跋涉,我们发现后人类的建构是完全可能的:后人类主义并不意味着设定一种被命名为“后人类”的实体性存在。而应被如其所是地领受为“在人类主义之后”;它不再将人类理解为封闭的理性主体,而是探究人类与非人类他者(智能机器和其他生命)合作的可能性;在经过恰当的位移和阐释之后,这种思潮可能重新为美学(感性学和艺术哲学)奠基。在揭示了这个关键线索之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会显现出来:当且仅当人类建立一种涵括人类、其他生命、智能机器的交互本体论,对后人类美学的建构才会变得可能。恰如斯迪拉克等人的行为艺术所演绎的那样,落到实处的后人类美学将具有三个维度:其一,它是同时聚焦人类行为者和非人类行为者的复调美学;其二,它是阐释不同行为者交互作用的界面美学;其三,它是涵括非人类他者的关系美学。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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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2)01-0122-10

       由于生物科学、医药技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后人类”概念开始兴起,相关研究“被誉为批判和文化理论的最新前沿”①。受上述思潮影响,“后人类美学”概念应运而生,引发了持续至今的讨论:究竟何为后人类美学?对它的建构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它又将具有什么样的研究纲领?随着探讨的深入,赛博格(cyborg)、界面(interface)、嵌合体(Chimera)、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等范畴开始流行,跨越人类界限的交互性法则被反复阐释,推动了后人类美学的建构。在学者们追寻答案的同时,另一条线索也不断延伸:为了演绎人类身体与智能机器互动的可能性,斯迪拉克(Stelarc)等行为艺术家进行了各种实验,展示了后人类美学的复杂品格。②如果深入分析已经绽露的踪迹,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追问一个原初问题:后人类美学的建构是否可能?

       从谱系学的角度看,有关后人类的言说首先是生物学迅速发展的结果。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后,下面的可能性就已经绽露:随着物种的自我完善,人类的发展最终可能越过人类学的界限。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有关“后人类动物(post-human animal)”的设想获得了新的支撑和激励,相关话语建构则迅速渗透到了美学和艺术场域。③

       纵观众多思想家的阐释,“后人类”这个术语主要具有三个所指:其一,加强版的人类(humanity 1.0);其二,超越人的有机体、机器或有机体—机器的混合物;其三,一种比人类主义更广阔的视域。由于这三者之间存在差异乃至冲突,因此,美学研究者实际上必须做出抉择。就其所体现的深层逻辑而言,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都意指正在诞生或即将诞生的实体,暗示它们终将超越当下的人类。这两种说法都设定了高/低(强/弱)的二分法,重蹈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覆辙。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个微妙逻辑,包括哈桑(Ihab Hassen)、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海勒斯(Hayles)、乌尔夫(Cary Wolfe)在内的思想家都选择了第三个定义,倡导去中心化的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并不意味着设定一种被命名为“后人类(post human)”的实体性存在,而应被如其所是地领受为“在人类主义之后(after humanism)”。④在这个理论图式中,“人类将不再被视为产生支配和控制环境所必需的控制力的源泉”,相反,“新兴的人类主体的分布式认知与作为整体的分布式认知系统相关联”,“‘思考’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完成”。⑤如果采用这个具有涵括性的定义,那么,后人类美学的建构就是完全可能的:(1)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学预设了诸多二元对立(如人类/动物、人类/机器、生郃/技术),业已造成了诸多无解的悖论:(2)后人类主义美学不再把人类当作封闭的理性动物,可以引导我们这个物种走向更广阔的文化空间;(3)在经过恰当的位移和阐释之后,它可能重新为美学(感性学和艺术哲学)奠基。

       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预示了美学的走向:当技术产品具有了智能,人类/机器的二分法必然被解构,生命—技术领域的连续性则不断绽露。早在撰写其影响深远的《控制论》(Cybernetics)时,维纳(Nobert Wiener)就进行了如下推理:“既然学习机器概念可以应用于那些我们制造的机器,那么,它就与我们称之为动物的活的机器相关,故而我们有可能将新的光亮投射到生物控制论(biological cybernetics)上。”⑥动物和机器之间没有非此即彼的界限,相反,它们都存在于作用—反作用的网络之中,都是希腊文kybernētēs所指称的舵手(Steersman)。⑦正如舵手可以自我导向,这二者都具有应对外部环境的反馈机制,并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自我的掌控者(governor)。⑧恰如近代科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动物是某种自动装置,是葡萄糖、淀粉、脂肪、蛋白质燃烧为二氧化碳、水、尿素的热能机器,而其代谢平衡曾启发了无数工程师。⑨到了维纳所处的时代,相关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简而言之,对自动装置的最近研究——无论它是由金属还是血肉构成——都是通讯工程的分支,而后者的基本概念是信息的扰动量或‘噪音’——一个从电话工程中借鉴而来的术语——有关信息的量,解码技术,等等。”⑩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动物在信息层面匹配万物世界的模式吸引了维纳等科学家,一个激动人心的事实逐渐绽露:通过模仿动物的运动器官、神经系统、行为模式,机器就会获得人工动觉(artificial kinesthetic sense),甚至能够进行任何精度的表演。(11)于是,动物和计算机器之间将出现一种新型的交互关系:一方面,计算机的模仿对象主要是动物的神经系统,尤其是其大脑;另一方面,动物的大脑也可以被当作计算机器。(12)如果原型和模仿者结对出现,那么,竞争就不可避免。我们固然可以利用智能机器,但后者也可能在某些方面胜过动物(当然也包括人类)。(13)一旦后者能够主动学习和自我制造,人类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14)质言之,未来的机器可能会同时成为人类的帮手和对手。显然,如此思考的维纳已经意识到了哈桑后来反复渲染的问题:“人工智能会不会替代人脑、纠正它、或仅仅强化其力量?”(15)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深入探讨人脑被废弃的可能性,而是强调智能机器不一定会重复人类的错误:“我们不能期盼机器复制我们的偏见和情绪上的任性,并且因而把毁灭称为胜利。”(16)这与其说是预言,毋宁说是对人类—机器关系的筹划:作为人工智能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希望建立一种超越生命疆域的交往法则。沿着这个思路前行,建构后人类美学的前景就会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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