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沟通的建立是整合组织资源、实现组织目标、形塑组织文化的基本前提之一。对于作为一种革命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如此。在革命实践的进程中，中共实现组织沟通的具体方法便是通过党内交通这一物理性质的传输手段传递文件、信息，输送干部、物资①。简而言之，信息、人、物的传输是党内交通的基本功能②。早在建党初期，中共中央便已认识到党内交通的重要性：“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③党内交通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一传输网络可以帮助中共测知内外环境的变化，整合组织资源，从而维系和发展自身的组织力量。就此而言，党内交通能否正常运转，事关组织的兴衰存亡。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党内交通研究的意义没有得到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思路也存在若干局限，因而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较为缓慢，至少存在以下五方面问题或不足。 第一，概述、回忆性质的文章偏多，实证性质的研究较少。概述性的文章多为机要部门相关人员撰写，重点往往在于陈述过程和总结经验，而非学术性质的假设与求证。此类文章虽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但由于没有明示史料出处，使得历史学者在使用此类史料时颇感棘手。回忆性的文章(主要是集体写作性质的回忆录集)虽然为数不少，但内容非常零碎，关键信息很难收集。更令学者感到困扰的问题是，由于党内交通往往被认为涉及党的秘密工作，因此负责党内交通工作的重要人物一般没有出版回忆录或文集。同时，相比于其他主题，党内交通主题的史料汇编也相对较少。显然，实证性的研究成果较少，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目前的史料条件。必须要说明的是，相关史料只是相对较少，并非到了无法研究的程度。尽管党内交通研究的史料分布较为零散，但历史学者仍然可以灵活地运用邮政、地方革命文献、地方志以及军史的通信兵等方面的资料。 第二，地区个案研究逐渐增加，勾勒全局的通史性著作尚未面世。尽管资料方面存在较大限制，但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推动党内交通的实证性研究。目前，研究的增长点主要体现在地区个案的积累，而非整体性、长时段的专题性通史书写。在地区个案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穿透历史表层，注意到“人”的属性与“结构”的因素。例如，有研究者在考察冀中区的案例时，就注意到交通员的性别、党派身份、籍贯等属性特征④。笔者认为，交通员的属性是影响党内交通运转质量的关键要素。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党内交通一般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同时，交通员常年来回奔波，且需要在活动区域内建立有效的社会关系。可以想象，对党组织来说，交通员并不是容易发展、管理的对象。而从个人角度而言，交通员在当时似乎不是受欢迎的职业选择⑤。这无疑增加了党内交通建设的难度。在革命战争的特殊背景之下，党组织是如何吸收、管理、教育交通员的？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缺乏讨论。 另外，有研究者注意到党内交通与邮政、发行工作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各分立的体系实现“三位一体”组织形式的过程与曲折之处⑥。无疑，这种结构性的分析视角对深化党内交通研究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此类研究仍聚焦于革命根据地的个案，面临案例代表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所谓“邮、交、发”三位一体的构造是局部个案，还不是具有历史普遍性的问题⑦。在这种情况之下，个案之间的对照比较以及勾勒全局的专题性通史著作的必要性就得以凸显。然而，管见所及，目前尚鲜见超越地区个案的实证性研究著作⑧。当然，通史著作的形成需要个案研究的丰富积累，个案研究也需要通史著作般的大局观照，此为目前党史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以1949年为界线，相关研究成果存在显著断层。众所周知，近年来的党史学界逐渐开始跨越1949年这一时间鸿沟，试图从历史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视角解读中国革命。同理，党内交通研究也应延伸至1949年以后的历史时期，继续完善这一研究课题的学术体系。但是，从党内交通研究来看，无论是概述性、回忆性的文章还是既有的相关历史研究，主要的说明对象都是1949年以前的时期。实际上，党内交通的发展在1949年前后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相关材料显示，在1948年间，中共中央及其直属机构发出十几次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⑨。同时，“为了保证报告请示制度的顺畅实施”，中央办公厅在1948年11月召开党内交通工作会议，试图对这一传输网络进行全面整合⑩。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交通的组织结构经过了数次全国性的调整(例如划归军邮系统，后又划出)，最终于1957年确定了在邮电部门内分设机要通信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设置延续至今(11)。以上情况说明，党内交通的系统性整合，也是中共建政的重要环节之一。然而，1949年以后党内交通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以及运行机制等具体细节，几乎不为人所知。 第四，缺乏跨学科的理论对话。历史学者一般倾心于描述史实并作出解释，而对形而上的理论建构往往敬而远之。因此，缺乏理论关怀，常被认为是历史学者的通病。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理论对话(并非套用理论)对历史学的发展甚为有益，因为对话的形式有助于各学科相互刺激、相互借鉴，从而产生化学反应，形成新的研究思路。例如，1948年，美国的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了对后世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控制论(Cybernetics)(12)。控制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必须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的运动，以此确保自身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此后，伊斯顿(David Easton)与多伊奇(Karl.W.Deutsch)等学者将控制论导入政治学科，逐步形成了政治沟通理论(13)。政治沟通理论认为，信息沟通机制的功能强弱是政权测知、适应环境变化并延续自身生命的重要指标。这种理论解释实际上与党内交通研究的逻辑异曲同工。另外，随着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深化，信息沟通机制的研究在中国逐渐被重视理论建构的政治传播学所吸收(14)。此类研究的对象虽然较为偏重古代史，但为中共党内交通研究提供了不少可供对比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