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底层民众进行制度变革的一次伟大创新。革命中所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政权。临时中央政府治理下的苏区社会，是一个与国民政府管辖下完全不同的全新社会。学界关于苏区史(苏区革命和苏区社会)的研究成果，已经极为丰硕，此不赘述。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苏区史研究？21世纪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有过详细论述，发表了不少独到见解。例如，要更新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话语系统，按照历史事实来研究和书写中共党史，将中共党史研究和宣传、诠释区分开来。又如，认为苏区史也是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因此要会通民国史，将苏区革命置入民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再如，用社会史、区域史、整体史或采用历史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诠释苏区史。还有学者主张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从全球史和比较视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考察中共革命史。此外，史料挖掘与分析、实地调查与现场感受、整体与个别关系的辩证把握等问题，都得到历史学界不同程度的强调。这些论述无疑是有益的，值得重视和践行。不过，笔者认为，要继续推进苏区史研究，除以上理论和方法以外，至少还有以下三个维度不应忽视。 一、要从战时环境的维度来研究苏区史 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回到历史现场，在当时的环境下去评判人、事与问题。就苏区史来说，苏区革命的十年，既是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十年，也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十年。用当年党的文献口吻说，那“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尖锐的对立”①。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组织与领导革命战争，是苏维埃的中心任务”②。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生存第一”是战时环境下的优先选择。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国共对峙下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的生死争夺，就是苏区革命展开的最大“历史现场”。因此，从战时环境的维度对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群团、土地变革等方方面面进行考察，回到真正的历史现场，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苏区革命，从而更好地诠释苏区史。 遗憾的是，这一苏区史研究本应具有的常识，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在实际研究中重视不够，从而导致认识的天平往往偏离客观的水准。例如，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至1930年底这段历史时期，红军民主集中制和领导机构前委(总前委)实施、运转过程中的争论，有学者将其看作是红四军内部的朱毛之争(军委朱德与前委毛泽东)、红四军与地方党组织之争、湖南与江西地方党组织之争、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之争，或看作中共中央“在六大前后关于红军主力部队是设置军委还是前委的问题上一直比较犹豫，而这背后反映了中央此时在党与军、政与军的关系上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看作是中共中央在政与军的关系上“受到苏俄及其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巨大影响”，即苏俄和中共的军、政创建秩序及其逻辑关系不一样导致苏俄的政治委员制度与中共军队党代表制度之间的内在冲突。这显然是把问题复杂化和琐碎化了。且不论中共军队党代表制度本身就是移植苏俄的产物，本不存在所谓的“中苏冲突”，无论是苏俄还是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都是党创建的。既然如此，自然都受党的指挥，这点没有疑义。问题是党通过什么途径指挥呢？苏俄(苏联)是通过党团指挥，这是其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政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常态下的正常(常态)运转模式(运行机制)。苏区革命初期，经过反复的实践摸索，毛泽东等一线领导人主张的权力集中到前委这种运转模式最终被中共中央认可并上升为制度设置。这是因为苏区革命时期处于战时状态，需要党政军权力集中于前委，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失败、迅速应对战机、化解危机、抓住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权力集中到前委这种模式才能在井冈山时期被大多数军政领导人所认同③，1928年五六月间被中共中央采用④，1929年底在古田会议上被作为制度确定下来。显然，苏俄(苏联)和苏区时期中共指挥军队模式(制度)的差别，主要并非苏中之别，而是平时和战时之别，是常态社会与战时社会军队运行机制之别；和个人精神气质相关，但并非完全由个人精神气质决定。苏区革命初期，尽管在民主集中制和前委设置与运转的过程中，在不同领导人之间、军政之间、跨区域的党组织和军队之间存在着争执与矛盾，但这恰恰是中共内部面对外部战时环境的重组、协调和整合，展现的是战时环境下中共的组织调适与应对。如果从战时环境的维度对这个问题加以剖析，无疑可以得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其实，之前已有学者撰文揭示，这支由“五四”青年创建的充满民主气息的红四军，是如何在当年残酷的战争条件下，为适应险恶环境而不得不发生转变的⑤。 对战时环境的忽视或重视不够，往往导致对苏区革命作出偏离实际的拔高评价。例如，关于苏区的人权建设，以往很多研究认为中共在维护和保障苏维埃公民的教育权、健康权、劳动社会保障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卓著成就。关于苏区的合作运动，很多研究者认为是“经济建设上一个极大的成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恢复和发展了苏区的工农业生产，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增加了经济总量，抵制了商人资本家剥削，调剂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改善了工农群众生活，极大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对苏区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关于中央苏区的三次苏维埃代表选举，一些研究者认为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成功的胜利；工农群众参与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选民参与水平不断提高；民主选举运动改造了苏维埃政府，推动了经济建设，巩固了新政权，支援了革命战争。类似观点不胜枚举。 尽管上述认识有些直接引用了当年党的文献，把文献结论当作研究结论，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了当年苏区各项探索和建设中的不足甚至错误，似乎是辩证地看待问题，客观地加以评价，但是，由于忽视了战时环境或对战时环境维度重视不够，上述认识看似全面客观，实则似是而非，与史实很可能是南辕北辙或盲人摸象。对于这种类似现象，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就给了一顶“机会主义者”的帽子予以批评。他指出，“我们的党已经不止一次的指出，目前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是服从于我们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只有井底之蛙的机会主义者，才会忘掉目前经济建设对于革命战争的正确关系，而把经济建设当作目前的唯一任务”，并提醒当年的战友，“只有从革命战争形势的细心的分析中，我们才能够正确地了解目前经济建设的主要工作，而加以切实的执行”⑥。这一论述虽然主要指向苏区的经济工作，但是其他各项工作，其实也莫不如此。显然，如果不从战时环境加以审视，不从服从于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高度来看待苏区各项工作，当时的革命者是无法胜任革命职责和重任的。 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忽视战时环境，极易产生或难以解释以下问题。一是拔高评价、易致悖论，即战火纷飞、资源不足、民众素质不高的革命时期的各项工作，反而比和平时期、资源较多、民众素质较好的全国执政时期开展得还要容易、还要好。二是贬低评价、无视史实，即对于当年中共在险恶环境下的正确生存应对策略，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例如，将前述毛泽东主张的前委领导制度看作是“家长制”，认为毛泽东的领导属于家长制作风。三是无视不同时期和环境之别，易致后期执政时期向苏区时期“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即将苏区革命时期的战时经验照搬到后期执政时期施行，结果问题多多。关于此点，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曾善意地提醒党内同志：“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⑦既然在战争的不同时期，政策都“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那么后来全国执政的和平时期则更是如此。可是，今天不少的研究者，却对此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