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①此前，总书记还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②这两个重要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值得深入解读和阐释，特别是对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深化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也就是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很明显，马克思这句话毫无“解释世界”不重要的意思。不过，以往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内的学术界，对这句话的理解，主要偏重在“改变”上。这样一来，对于“解释世界”的理论，便或多或少地发掘、理解得不够深刻，视野也比较狭窄。对以往的这种情况，应本着历史主义的原则去看待，不可苛责。但也应看到，它不仅在理解上不完整，而且也不合乎党史的实际情况，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与要求。对于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呼唤，我们有必要结合党史实情，提升理性自觉，以理论创新来带动研究创新。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解释世界”的理论，在许多著作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理论的优先性、先导性以及对于改变世界的撬动作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黑格尔在谈到思维的威力和权能时，曾提出思维会在现实世界中成为一种力量，产生异常强大的影响，能够摧毁传统的典章制度，摧毁“许多素来被认作天启的坚固的宗教观念”④。马克思恩格斯认同这样的思想，认为哲学革命可以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马克思说：“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理论的解放”，指出这种解放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且随着时代发展，要不断地推进理论解放，“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⑤。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且以十月革命的成果践行了他们的思想，所以他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⑥ 显然，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能否将解释世界的成果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同样首先是解释世界的理论，但这种解释世界的理论既不同于上帝的神启，也不同于以往那些哲学家“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创造世界的工具和表达思想的手段是统一在一起的，理论的说服力与实践的创造力是统一在一起的。 关于理论对于实践的实际作用，马克思同样说过一段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⑦在这里，马克思既指明了理论的优先性与先导性，还说明了导致这种优先性与先导性的原因，揭示了维护这种优先性与先导性的方法。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如此的属性和功能，所以列宁才说，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⑧。 中国革命的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解释世界的唯一科学理论的重要性。正是借助于这个理论，才感动了被毛泽东称为“上帝”的人民大众，从而挖掉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⑨。“理论”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竟如此者。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理论的高度重视，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脉相承，更凸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品格与创新成果。他科学地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鲜明地揭示了科学理论的先导性与指导性。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作为中国道路的实践行为与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行”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行”，是指它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唯一科学的，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统一的品格，是切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实践并转化为中国化理论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 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角看，我们会很敏感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包含着中共百年奋斗历程的全部内容和过程，特别是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实践价值的高度认同与确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然后将这个范畴展开落实到党史研究的全过程当中去，以这样一种“反求诸己”的新的综合认取过程，来深化对于总书记论断以及中共党史过程的双重理解，从而促进新时代的党史研究。 哲学家柯林武德曾经说：“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所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⑩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理论的高度重视，是与对于历史的高度重视统一在一起的。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从笔者的理解来看，“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首先应该立足于从历史理论的维度去加以理解，其次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去加以理解。 这里所说的历史理论，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说，俄国革命的成功，可以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俄国的成功；中国革命的成功，可以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对俄国的情况作了一番深刻的理论思考和阐释，形成了帝国主义论等一系列理论成果，成功地解释了俄国。以毛泽东、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列宁的学生，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前，同样对中国的情况作了一番深刻的理论思考和阐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释了中国。无论俄国还是中国，解释国情的理论工作本身都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而中国的情况较之于俄国，则更加复杂。但是，无论怎样复杂，我们会发现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牢守着一个革命实践的理论原则，那就是首先努力做到理论上的澄明，然后从澄明的理论出发去进行实践，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实践的盲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