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2)01-0031-15 当今各大都市一般都设有动物园，无论成人还是儿童对动物园均不感陌生。而在近代中国，动物园却是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可视为思想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公立动物园不仅被认为是休闲娱乐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新设施，在许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与作用。但当代学者对此未予重视，迄至目前，学术界尚无探究上海动物园创设动因与意义的研究成果①。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相关问题略作论述。 一 创设上海动物园的历史动因 动物园一词，在清末已见诸报端，并有设立动物园之尝试，但当时多称“万牲园”，其功能及性质与现代意义的动物园存在一定差异。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大臣戴鸿慈、端方等奏请仿效各国导民善法，次第举办图书馆、博物馆、万牲园、公园。同年，清朝农工商部奏准在京师筹办农事试验场，计划在场内附设万牲园。据称，万牲园的修建“更主要的是邀宠慈禧太后”②。次年7月该园初步建成，成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动物园。但该园初建时与民国时期的公立动物园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还曾规定男女不能在园中同游，故有民国人士称之为“旧日之兽苑”。 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是首次初具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历时长达半年。据报载：“东三省特来会场设动物园，采备奇禽异兽，以扩同胞之眼界，名目繁多，已略载前报。日昨有二狮二虎两鹿用大木柙运到会场，送入该园饲畜。其余各兽，不日皆可运到，择期开园矣。”③在南洋劝业会设立动物园，对于吸引更多的人前往观览不无裨益，但该园只是临时设立，劝业会闭幕后即撤除，也明显不同于后来的常设动物园。 “考世界动物园，滥觞于奥国维也纳之解婆罗尼(Wien-Schonbunn)，该园创设在西历一七五二年。”④至19世纪下半叶，美英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创办具有现代意义的动物园。上海最早出现的动物园，也是外人建于公共租界内的兆丰公园动物园(因附设于兆丰公园而得此名)。“工部局在民国三年，开始建筑兆丰公园，当时园地监督麦克利在他的计划书中，指明拟在园内辟设动物部，实际迟至民国七年，园内始有鸳鸯、鸽、猫头鹰、兔、山羊、鸱、猴等禽兽陈列。十年，工部局出资购得毗连园址北部空地二亩九分三厘九毫，辟作动物园。十一年，工竣开放。”⑤国人自办规模较大的公立动物园，源自20世纪30年代初创设的上海动物园。1931年8月，上海市教育局拟定征求动植物办法，向市政府呈请创办动物园。报载“市教育局以整理文庙工作，业经市工务局积极进行，依期工竣，内部布置，亟待规画，而动物园之筹设，尤属不容稍缓。爰经拟具征求市立动物园动植矿物办法七条，以便先事搜集，留备将来园中陈列”。所订办法说明：“凡捐赠前项动植矿物，或动物合价值在五十元以上者，除由本局掣给收据，并于其陈列或栽植处所特制名牌外，并于园内立石题名，以资纪念。”⑥教育局在拟具建设动物园计划草案后，经局务会议修正通过，“即于同年九月十七日呈请市政府拨款设立，当时因市库竭蹶，指令缓办。经几度呈请，于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始奉市政府第一二四一五号指令，准将音乐厅建筑费暂行移用”，作为创建动物园的启动经费⑦。 上海动物园何以由教育局出面呈请市政府批准创设，在今人看来似乎有些费解。但在当时，动物园却是作为具有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双重功效的新设施，属于广义的教育事业，因而由教育局出面呈办顺理成章。揆诸近代中国教育史发展进程，可知“社会教育”一词虽在民初官方文件中即已出现，但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和社会实践，兴盛于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一时期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相关著作，包括马宗荣的《比较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概说》《现代社会教育泛论》《社会教育事业十讲》，陈友松的《各国社会教育事业》，蒋建白、吕海澜的《中国社会教育行政》等。这些著作除介绍欧美和日本的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也论及发展中国社会教育的意义。1931年12月，致力于发展社会教育的民间团体——中国社会教育社创立。在此前后，上海市教育局也联合社会教育界人士创设相关团体。“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推行社会教育事业为宗旨”⑧的上海社会教育社正式宣告创设。上述众多论著的出版与民间社教团体的设立，以及一系列实践活动的开展，成为社会教育趋于兴盛的重要标志。 所谓社会教育，是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对应的概念，一般指社会机构、团体或组织所开展的教育活动。社会教育的对象往往并非特定人群，而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其目的和意义在于丰富民众的业余生活，提高民众的文化与知识水准，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按民国社会教育人士所言，“社会教育目标，为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养成健全公民，提高文化水准，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发展”⑨。 在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具体设施十分广泛，包括民众教育馆、中心国民学校、各类补习学校、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美术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这些社会教育设施的创设与管理，基本上都是由执掌教育事业的教育局负责，动物园也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不知何故，当今学术界研究民国社会教育设施，很少提及动物园⑩，但时人却认为动物园既可提供休闲娱乐，也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设施之一。例如民国时期从事社会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马宗荣，所撰《社会教育十讲》一书中的第九讲，即是“动物园的设施与教育”，阐明动物园“是搜集活的动物而饲畜之，以供民众观览研究的社会教育实施机关”。动物园的具体作用为：“供民众的休乐”，“扩充民众的智慧”，“供动物学者专门学术上的研钻”，“保护繁殖将绝灭的动物”(11)。稍后，马宗荣还曾说明动物园在社会教育事业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动物园的启蒙教化事业”，二是“动物园的民众教育事业”，三是“动物园的学术研究事业”。由于“民众中不明白动物园之功用，而不能利用之者，其数不少，动物园的启蒙教化事业，即以此等人为对象”(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