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与史料解读方法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包含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广义的五四运动，不管在个体层面还是就整个社会而言，都常常被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预示了诸多变革的来临。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书写中的地位，其实与启蒙运动在近代早期欧洲史上的地位相仿。不过，正如如何建立启蒙运动与大革命之间的关联，让法国史学者伤透了脑筋，①五四运动与后五四时代种种思想、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抛开后见之明的种种好处不说，从今人的角度回望五四，很容易放大新思潮对后五四时代各种变革的影响，也很容易掉入线性历史观或目的论的陷阱。现实历史当然要复杂得多。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往往呈现出非均质状态，其影响方式也远非研究者有时想象的那般简单、直接。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具体考察这一影响的阶段性与空间性，探究新思潮影响社会的渠道与方式，而且有必要对五四发生前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状态进行探讨，了解这一时期知识与思想的“基盘”或“底线”。②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兼顾运动的全国舞台与在地舞台，③也不应忽视那些新思潮影响之外的世界与面向。这样一种讨论，有助于从明清史的延长线上，从当代所谓“乡土文化”的回溯性视野中，划清新思潮影响的“边界”，对新思潮影响的限度进行定位。 可是，如何了解这一时期的知识与思想实态？对刘大鹏、张一类与新思潮保持距离的中下层士人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角度，对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晚清以来各种新思潮的在地反应。④近年的近现代写本文化研究，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此类研究以晚清民国时期传抄和流传的各种写本为切入点，揭示这些写本所传递的信仰与知识的基本属性及其与普通民众的关系。⑤对晚清民国时期书单、售书账的分析，或可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第三个角度。这一角度将新思潮渗透与书籍流通(以及隐在书籍流通背后的阅读取向)结合起来，从特定时空中流通、收藏、阅读的各种书籍的清单中，界定新思潮书籍的位置。这一角度要求研究者的眼光同时兼顾、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以下两极：概念与书籍、运动的倡导者与普通的受众及沿海都市与内地乡村等。 三十年以前，要开展这样一种研究恐怕还难以想象。但近二三十年代以来为数可观的民间文献与民国调查的搜集、整理与出版，为开展这些研究提供了可能。尽管在现今整理、出版的民间文献与民国调查中，与书籍流通、阅读相关的史料仅仅是凤毛麟角，但这些史料已足以让研究者对现有看法进行重新审视。本文就是在利用这些民间文献与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通过对这些史料进行解读，笔者试图勾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地书籍流通、阅读的概貌，考察清代文本文化的持续影响，兼及新思潮书籍的流通概况与新思潮辐射的渠道及限度。 在开始讨论前，对本文使用的几个表述稍作交代。文章标题中的“后五四时代”并非笔者自拟，而是学界一些学者使用过的一种表述。文中这一概念表述的，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约1915年前后)至抗战全面爆发(1936年)之前的时间。⑥本文使用的“内地”，是指远离大都市或文化中心的地域，在近现代中国，这包含了远离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都市的部分城市、市镇及乡村。“书籍流通”强调的是市场流通书籍的种类，具体体现为售书、购书或藏书的内容；而“阅读取向”是指在书单中曲折显示出来的阅读偏好：选择购买、传抄和收藏某一部书，曲折体现了读者对此书主题的关切。此外，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新文化旗手撰译和受其影响的书籍，简称为“新思潮书籍”，以区别于近代重编重印、清代流通的各类文本和晚清撰译、出版的与近代知识、思想与信仰有关的文本。 为避免误解，有必要对本文的史料解读方法稍加说明。本文主要讨论了四份书单，其中三份是售书账(含待售书单)，另一份是藏书单。售书账最直接体现的，当然是书籍的流通，它们并未提供读者阅读这些书籍的信息。只需对书籍史稍有了解，就会明白在以书籍为中心形成的“交流圈”的各个环节之间，比如说在书籍的编纂与出版、出版与销售、销售与阅读之间，有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⑦就买书与读书而言，买书而不读书、读书但不买书的情况颇为常见。同时，从书名判断书籍的类型，并非没有认知陷阱。至迟从明代开始，在一本书中塞入尽可能多的其他文本，成为出版商的重要营销策略。⑧近代石印书籍中，也可以找到不少相关例证。在那些看似“传统”的书籍中，“搭载”了相当数量的近代知识。消费者在购买此书时，这些信息也许产生过影响。 不过，透过读者自身的选择(购买某类而非其他类别的书籍)，还是有可能对他们的阅读取向获得大致认识。在不存在其他更为直接、系统的证据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路径。⑨就近代的“文化搭载”问题而言，从逻辑推断，读者购买此类书籍，其主要考量应该并非这些搭载的信息，不然何不直接购入专门介绍这些信息的书籍？因此，笔者认为，通过细致、谨慎地解读这些书单，还是有可能曲折了解读者的阅读取向，从而得出有关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书籍阅读状况的一些论断。 二、新思潮书籍的流通与阅读 毋庸置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新文化运动旗手撰译的书籍和受其影响下的新思潮书籍在各地得到传播，部分书籍还经历了经典化过程，它们经由报刊的鼓吹、教材的收录、专家和教师的推荐等途径，成为青年学子追捧和研习的经典。在一份开给中学生的国文课外阅读书单中，阮真就列入了不少新思潮书籍。⑩在他推荐的课外读物中，包括现代文艺、近代语体小说，如胡适《尝试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近代俄国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易卜生集》、易卜生《海上夫人》《泰戈尔戏曲集》、郑振铎编《中国短篇小说集》等。也包括新文学评论著作，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周作人《欧洲文学史》、郭沫若《文艺论集》、郁达夫《文艺论集》、鲁迅《中国小说史纲》《中国小说史略》、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等书。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言论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也列入其中。此外还有瞿秋白《新俄国游记》、蒋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等书。(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