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2)01-0191-12 思想文化革命和社會力量的興起所涉及的深層次內涵是權力組合方式的轉變，從晚清至五四運動前後，國權下移和民權張揚這種現實對比促進了現代國家建構理念的再次躍升。科舉制度瓦解之後，士人身份評價機制走向多元化，同時各類社會團體所蘊涵的能量不斷加大，在民族主義和救亡啟蒙思想的多元張力中，孕育出革命文化的種子，湧現出各類社會改造運動，重組着帝制向民國轉型之後的政治秩序。五四運動的爆發，是中國革命史歷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中共革命史敘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即就是五四運動。因此，在政治言說與學術話語之間，五四運動具有顯著的交叉特質。 五四運動常與新文化運動並稱，事實上這兩個事件不僅在起源上頗具一致性，其影響也在20世紀的歷史發展中走向合流。在中共革命史範疇內，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醞釀，其分界線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學術界基於各種討論立場和客觀事實，對於五四運動的性質多有爭論，但有一個相對的共識：五四運動是一場思想文化革命。這一論斷在周策縱、佛郎克、施瓦支等人的研究中不斷被強化和擴充。五四運動其烈度、深度和廣度不同以往，對民國知識階層的思想和文化觀念產生了顯著的形塑與影響。新式知識精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五四運動的名稱也直接來自於參與五四的羅家倫等人。中國革命的走向和民眾的選擇，在“後五四時代”逐步實現。事實上，中國革命史敘事的形成與演變，與五四運動之間亦呈現着顯著的源流關係。 一、五四運動與概念演進 五四運動史是中共革命史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孜孜追求的研究課題，並一度以“專史”的面孔出現，在某種程度上與“黨史”、“革命史”的建構隱為一體，濃厚的階級話語和意識形態佔據了闡釋層面的主導性。立足於社會轉型的敘事框架內，五四運動被視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面啟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這樣的論說，在1949年之後歷史學者的各類論著和不同層級的教科書中多有呈現，是五四運動的主流敘事。 革命敘事源於對事件的表述、重構與再造。李大釗曾如此評述五四運動：“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①。作為一個事件的五四運動，已經超越了原本的界限而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意義集合體。以新中國的歷史學發展為坐標，革命史範式長時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唯一範式，主導着史學研究的方向。進而，五四運動的義理化詮釋也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不斷完成與擴充的。1954年，孫伏園在《回憶五四當年》指出：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改革開放初期，胡繩出版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在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史觀的指導下，對於包括五四在內的重大歷史事件闡釋作出了系統的論證。1980年代之後，學術研究的深化和各類新範式的湧現，如現代化範式、社會史範式、文化史範式、區域史範式、國家一社會範式等，包括對五四運動性質的爭論和反抗行為本身的再界定，亦派生和擴展出諸如五四精神、五四學、大五四、小五四、後五四時代、五四青年、五四黨人、五四時期、地方五四史等概念/說法，在微觀界定層面還存在着範圍上的“狹義與廣義”之分。改革開放之風帶來了學術的春天，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單調局面，深刻影響了研究的取向。新範式導向下的新解釋，並非是對革命史範式的消解，而更多是對一元化闡釋的有機延展。學術路徑的多元性充分說明了五四運動研究的多向可能，五四運動闡釋在話語體系的演進中呈現出強烈的時代特色和政治特質。頗為有趣的是，五四運動的學術詮釋與內涵界定，無論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文化運動”、“思想革命”、“社會改造運動”、“反啟蒙運動”、“反傳統運動”，還是單純政治史視野下的“愛國政治運動”、“群眾反抗運動”，都可以在各自的範疇內說得通，呈現出政黨五四、學術五四和五四本身的多維景觀，這種現象更多折射出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和五四之後社會各界記憶的不一致。 以淵源而論，清末民初思想界和社會形態近乎革命性的劇烈變化，進一步促進了文化與政治的轉型，成為五四爆發的前奏。愛國救亡、民主科學、文化啟蒙三個關鍵詞成為“五四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德先生”、“賽先生”和“莫小姐”等簡約表述也構成了五四精神的基本話語。從社會抗議的直接出發點來說，乃是社會各界不滿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和日本對華的侵略，即“裡應外合的日禍、賣國的秘密外交”，舉起反帝與愛國大旗，主要是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面孔呈現的。而五四運動的影響，卻並不局限於單純的政治層面，而是形成了一個涉及思想文化、社會組織和知識變奏的多面體。在反傳統思維和啟蒙主義的導向下，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和舊禮教，客觀上促進了社會革命的演進歷程。政黨因各自理論源泉的不同，對於五四運動也有不同的闡釋，在野的共產黨傾向於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定義五四運動，而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更願意從思想(文化)運動的角度來定義五四運動，一度宣傳為“從西方文藝復興到東方文藝復興”②，這是明顯的思想文化史路徑。與此對應的是，1939年陝甘寧邊區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將5月4日設定為中國青年節。1941年5月3日，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青年喲，人類的春天》一文，頗含革命年代的浪漫主義基調：我們把“五四”定為青年節的意義，也就是這種意識覺醒的明白表示了。我們希望：“五四”運動時所表現的那種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遠保持下去，而今後無數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運動的朝氣向前躍進。繼承五四，推進五四，超過五四。使青年永遠文化化，使文化永遠青年化。傾向中共一方知識分子的五四敘述，進一步加強了“五四價值”的意識形態特質。 毛澤東認識到，五四運動時期雖然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但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③，馬克思主義在1919之後也出現了傳播廣泛的局面，產生了“資本主義已成強弩之末，社會主義之實行，不過方法問題與時間問題”④的初步趨向。在中共革命史的解釋體系中，民主主義革命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分水嶺就在於五四運動，並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強調無產階級作為獨立政治力量出現的重要意義。在延安時代，毛澤東的《五四運動》、《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青年運動的方向》等文章初步確立了五四評價的政治基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層面的歷次紀念活動與社會各界不同程度的研究行為，加強了五四運動的事實闡釋，五四其意義與價值已經遠超於一般的事件史，儼然為一個中國近代史上的符號與界標，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趨向。1967年，《人民日報》社論指出：“我國現代史上的文化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這是客觀的規律”⑤，中共高層將五四運動同正在發展的文化大革命貫通起來，革命的意義在歷史延續中新舊演替。因此，“自五四運動以來”成為一個固定的敘述模式，借此描繪個人的成長，揭示社會之變遷，似乎都離不開這樣的開篇。⑥在政治史層面，五四運動這種“典型化”解釋，確實具有某種“單調”色彩。諸多概念的產生、譜系的重構和話語的移易，呈現出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也和相對“單調”的五四政治化解釋產生了一些齟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