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1)12-0137-09 一、视听文化的“两大转向” 数字媒体(digital media)和互联网的发展塑造了新的全球媒介文化生态，带来了诸多传统理论框架难以解释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些新的现象和问题背后的媒介逻辑(media logics)与“前数字时代”有本质的不同，呼唤着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的诞生。 数字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为我们对当下全球视听文化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经验基础。与传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具有融合性、交互性、多元性与移动性等诸多新特征，[1](P.27-29)这些特征又相应地培育了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文化模式；而在对新理论和新范式的探索中，对数字媒体自身的技术属性及其文化偏向的理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观察由互联网所中介化的生活经验时，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高度的“混杂性”是数字文化区别于传统媒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而提出以一种“生态的路径”(an ecological approach)对文化研究既有的理论体系进行“改造”的理论化策略。新的文化理论以动态且语境化地解释“文化生态”为基本认识论。 文化理论的上述“生态转向”又进而带来了具体研究实践的“用户转向”。数字技术对文化生产与流通过程的深度介入，开启了“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新纪元，极大提升了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在当代媒介文化生产机制中的重要性。这在从微电影到社交短视频的UGC视听形态的发展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从而令经典的5W模式和“编码-解码”框架失去效力。[2](P.3)进而，大众品位(popular taste)——这一在经典文化理论中被视为大众文化消费行为在审美领域的被动“反映物”——在数字时代演变成一种生产性力量。数字媒体用户在理论上获得与专业生产者等量齐观的创作权力，从“积极受众”转型为“主动生产者”，并以其固有的审美品位为依据不断“改造”流行视听文本的总体气质，这令全球媒介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生态革新之中。与此同时，“大众的崛起”也意味着“大众”这一概念本身的衰微，以“用户”替代“大众”并对其进行群属细分和文化分析，成为文化理论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3](P.4-8)换言之，数字时代的文化理论不赞成将用户视为同质化、结构化的人的集合，而更倾向于认为用户是具有相近倾向(stances)、意图(intentions)和趣味(interests)的多元异质性小群体的集合，并通过分析这些小群体的文化接受与生产行为及其背后的媒介/文化逻辑，对特定语境下的视听文化生态作出解释。 “生态转向”和“用户转向”为数字时代的媒介文化研究设定了一条基本的阐释路线，即通过剖析“媒介生态”和“用户行为”之间的关系，来窥探文化的本质。具体到本文要着重探讨的视听(媒介)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媒介生态所拥有“技术-文化”偏向的表征是什么，这与当代视听内容的用户的行为逻辑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研究路线对文化研究领域一种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构成了挑战，这种思维定势不假思索地认为“生产”与“接受”行为本身才是构成文化的核心，(技术)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只是辅助性的(auxiliary)。显而易见，这种有着鲜明的线性(linear)特征的思维方式，已然不能适应数字时代的新状况。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文化理论也必须与更加前沿的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STS)理论进行深入对话，以实现对上述思维定势的反思。比如，就有学者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对于理解当代文化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这一理论认为以数字媒体平台为场域的各类行动可被视作受到同一生态环境支配的总体性活动，其中所有的(非人类与人类)行动者之间关系，以及他们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理解文化本质的关键所在。[4]而在这一过程中，对构成特定“生态环境”的“关键技术”的分析显得至关重要。具体到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这种关键技术显然就是流媒体(streaming media)。 流媒体是一种将不间断的信息流由内容生产者向终端用户实时传输的数字媒体形态。通过与宽带互联网的结合，流媒体技术不断超越接收终端和传输管道的技术限制，目前已经完全能够实现对高清视听符号的即时传输。因此，对于信息载量庞大的网络视听内容来说，基于流媒体的实时播出模式业已完全可以取代曾经风靡多年的、以延时传输为形式的“下载模式”，这基本完成了整个视听传播过程的数字化。在当下，无论是作为“播出渠道”的流媒体，还是作为“生态环境”的流媒体，都在深刻地塑造着专属于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生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爆发加速了传统影视发行机构和全球影视观众对流媒体技术的采纳进程，视听内容的流媒体播出和接受正在成为日常化的生活方式。基于新兴的流媒体网络平台，一种新的、主要由趣缘社群(communities of interest)生产并界定的视听文化正在崛起，这种文化虽然最初有着小众的亚文化特征，但在数字媒体生态下却又频频“出圈”，被不断地再生产、再传播与再阐释，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我国的Bilibili平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在综合性社交媒体平台上，建基于流媒体技术体系的视听文化的生产和流通因其强大的用户基础而获得了一种话语上的重要性，这导致了围绕着特定视听文本所形成的用户行为的社会效应远远超出了娱乐和审美范畴，获得了严肃的文化政治意义——正如我们在《陈情令》等网络剧所引发的巨大争议中所看到的那样。既有的研究或着眼于观察用户行为，描摹视听文化趣缘社群如何生产内容与统一行动；[5]或对数字视听文化的总体性生态做出描摹，并推断其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6]这些研究富有启发意义，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一个本质问题，那就是“生态”和“行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而这个问题正是本文尝试深入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