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21)06-0028-11 DOI:10.13718/j.cnki.jsjy.2021.06.004 师范教育是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提出，“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是师范专业认证中考察师范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重要观测点[1]。本研究以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跟踪调查数据为基础，对陕西省2016届至2019届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特征及变化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以期为更好地开展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有针对性地推动师范教育改革、提升师范毕业生就业质量提供参考。 一、大学生就业特征及分析框架 (一)大学生就业特征分析 大学毕业生是社会高素质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关系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是衡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可以有效地反映社会高素质人力资源配置情况。大学生就业特征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开展大学生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是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路径。 1.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动研究 研究者敖山等人对大学生就业特征和流动特征在性别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因素会导致薪金差距；男性获得就业地户口的比例比女性高；男性毕业生比女性具有更强的流动性[2]。研究者朱伟发现地理科学专业本科生的生源地和就业地呈“大分散、小集聚”且就业地分布较生源地分布分散等特点，来自不同地区的毕业生迁移距离具有标度分布的统计规律[3]。研究者黄兢发现省域大学生就业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就业单位与行业分布以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为主，就业地域集中于“中心城市”，主要选择省域内的主要城市[4]。研究者蒋承等人基于2003年至2017年间开展的8次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的数据，对我国基层就业大学毕业生在来源分布、学历层次、工作单位、工作满意度、起薪状况以及教育匹配程度等6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与变化趋势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结果发现：选择基层就业的毕业生主要来自县城、乡镇和农村；乡镇发展持续吸引了大中城市的生源来基层就业；乡镇和农村生源的基层就业率出现拐点，毕业后返乡就业的比例逐年下降，就业选择呈分散化趋势；选择基层就业的比例与学历层次基本呈负相关关系；越是成绩相对靠后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基层就业；专业技术人员或技术辅助人员是毕业生基层就业的主要职业类型；毕业生对选择基层就业的满意程度逐步提高；选择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其学历层次较明显地反映了本科和专科毕业生选择基层就业的意愿最强烈等特点[5]。研究者温光耀等人发现大学生主观性因素对就业地选择的影响大于客观性因素。客观层面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情况、地方熟悉程度决定着其对就业城市的选择；主观层面上，大学生对意向城市的态度、感知行为的控制因素影响更大，且更重视城市的发展水平、工作预期收益，以及工作、住房、户口等限制性条件[6]。 2.大学毕业生就业心理研究 研究者吴发灿等人将大学生就业心态分为正常心态和不正常心态，其中不正常心态包括自卑求职者、自负求职者、从众求职者3种类型，并发现大学生的性别、生源地、学历、专业、学校类别和家庭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大学生就业心态具有重要影响[7]。研究者王广慧发现大学生工作搜寻自我效能可以预测工作搜寻时间及其对未来工作的思考方向，对工作搜寻结果的感知控制可以预测工作搜寻时间和工作搜寻频率，但是两者都不能预测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状态[8]。研究者赵朝霞等人发现专业和实习经历对大学生心理资本有显著影响，心理资本中的乐观维度对大学生就业成功率有显著影响[9]。 3.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式研究 研究者钟云华等人发现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占全部就业学生的40.70%。非正规就业的大学生其特征表现为：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子女；主要来源于农村与城镇家庭，父母亲学历较低，多为高中及以下，文化资本不足；家庭年收入较低，大多在5万以下，家庭经济资本占有少；人力资本拥有较少；一般来源于高职或一般本科高校；主要来源于人文社科类专业[10]。 4.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者王庆生等人发现：高就业竞争力大学毕业生与低就业竞争力大学毕业生在个人基本条件、就业能力、就业准备行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高就业竞争力大学生的个人基本条件可以概括为毕业于名牌或重点高校，大多担任过学生干部，获得更多奖项，获得四级及以上英语水平证书，学习成绩处于良好或一般水平，一般持有包括英语、计算机、专业资质等项证书；高就业竞争力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既有系统的职业知识结构和职业能力结构，又有完整的职业人格；高就业竞争力大学生在求职前比低就业竞争力大学生做了更充分的就业准备[11]。研究者胡永远等人将大学生分为“感觉寻求”“控制观”“A型行为类型”3种个性特征，并以“党员”“学生干部”等为变量来反映学生的“感觉寻求”个性，以“求过职的单位个数”“参加就业面试的次数”“参加就业培训的次数”等为变量来反映学生的“控制观”个性，以“时间贴现率”为变量来反映大学生的“A型行为类型”个性，结果发现：大学生个性特征对就业机会和初始工资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被动型个性特征对就业有显著负向效应[12]。研究者于海波等人从人力资本可就业性、社会资本可就业性、心理资本可就业性3个方面对大学生可就业性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可就业性是其个体、家庭和学校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会随着年级增加而提升，会因性别和成长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13]。研究者彭正霞等人发现大学生个体、家庭背景、学校教育、社会环境因素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不同维度的影响效应和影响路径存在差异[14]。研究者邓蕾发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具有关系网络规模较大、人口学特征趋同性强、社会性特征异质性明显等特点；社会网络成员所提供的帮助很大部分首先是精神性支持，其次是信息性支持，最后是工具性支持；大学生就业时中间性关系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亲属关系所占的比例降低，相识关系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并未表现出很大的作用[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