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论孳乳于中华儒释道的精神思想，脱胎于其文史哲的学术传统，形成了富有东方诗学品性的文论术语、概念范畴、话语模式，“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李建中，2002：1）。在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而中国文论研究备受“失语症”（曹顺庆、夏甜，2020）困扰的背景下①，考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问题，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英译与传播方略，具有特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为东学西渐的一部分，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西传，迄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三百多年来，在西方传教士、汉学家、海外华裔学者以及中国本土翻译家的共同努力下，诸如《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中国古典文论著作已被译成英文传播到西方，然而中国古典文论形式多样、数量浩繁，“西方在译介和引进中国文论方面，无论规模和深度都相当有限”（陈跃红，2005：45），因此目前仍有大量相关作品尚未得到译介。就那些已被英译的作品而言，其在西方英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也比较有限。根据笔者近期在英、美、澳三国11所高校251位专业读者中所作的一项问卷调查，目前仅有32.2%的美国读者、19.8%的英国读者、9.8%的澳大利亚读者曾读过中国古典文论英译作品。因此，为了提升中国古典文论作品在西方英语国家翻译、传播和接受的效度，需对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原理、规律、方法与策略等作系统、深入的研究。 为了系统探讨中国古典文论作为一种特殊文本类型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整体规律、基本原理，进而就其在西方的有效英译与深入传播提出对策性的方略，本文将运用社会翻译学的理论与方法，秉持其关系主义方法论和整体论原则，综合考量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活动在宏观、中观、微观各层面所涉及的复杂因素与主要关系，考察从译前到译中再到译后的整个传译过程，进而依据社会翻译学的原理就译者构成、原作遴选、英译策略、译作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提出对策性的主张与方略。 一、社会翻译学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又被一些学者称为“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是翻译研究中“一种新近出现、富有活力的发展趋势”（Buzelin，2013：95），代表了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新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加拿大、法国、英国、比利时、奥地利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许多学者广泛借鉴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理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及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展翻译研究，翻译学研究发生了“社会学转向”②（sociological turn）（Angelelli，2014）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创新性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 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汲取上述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思想与方法，秉持关系主义方法论和整体论原则对翻译活动进行综合分析，主张对翻译活动进行宏观、中观与微观相互参照、有机融合的全面考察。该研究模式既探索“制约和影响翻译文本选择、生产和接受”（Wolf，2007：28）的宏观社会文化因素，也考察翻译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译者构成、语际转换、翻译策略等微观问题，但反对仅对翻译文本作封闭的微观语言分析，主张将语言、文本等微观问题放在场域、网络、社会系统等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综合分析。作为一种综合研究模式，社会翻译学“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融合并贯通了以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模式”（王洪涛，2016：10），成为一种对翻译活动进行系统、全面考察的有效途径。 二、社会翻译学对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观察 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活动，包括译者的构成、原作的遴选、英译策略的制定、译作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等，是一个在国际文学场域中进行，各种行动者、各类要素与各个环节相互协调、彼此关联的系统性活动。由于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可涵盖“翻译生产和流通中的一系列社会学关系”（Heilbron & Sapiro，2007：94），以下将基于其理论思想对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中的主要关系和基本规律予以分析和阐述。 其一，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是在国际文学场域中进行的，受现有国际文学场域结构的制约。国际文学场域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国家所拥有的语言文学资本（linguistic-literary capital）决定的。海耳布隆（Johan Heilbron）与萨皮罗（Gisele Sapiro）指出，世界上约有一半图书是从英语翻译而来，英语因此占有中心（central）位置，甚至是超级中心（hyper-central）位置，而译自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图书（尽管汉语、日语、阿拉伯语等人口众多）均仅占据了国际市场不足1%的份额，因此处于边缘（peripheral）位置（同上：95-96）。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当前国际文学场域的失衡现状：英语国家文学在国际文学场域占据中心或主导位置，而拥有悠久文学传统的中国文学则处于边缘或被主导位置。这是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活动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