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正在兴起的生态范式，它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是翻译研究中一种整体性研究的尝试，也是一种生态范式的科学探索。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迎合了全球生态思潮，有利于充分汲取“东方生态智慧”，再加上“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以及“生态理性”的具体指导，目前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新成果（冯全功2019）。当代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具有复杂的研究构成，既有文本维度的研究，又有译者维度的研究，还有译境维度的研究。因此，明确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审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揭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特征，这些便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构建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2.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问题始终是探讨生态翻译研究意义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求解，不仅表明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自身选择，而且也涉及生态翻译学自身的学术定位和论域关注。事实上，当代生态翻译学在认识论意义上已把其研究范式定位于“生态范式”，将翻译定位于如下三大核心理念：“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这三大核心理念本身就是“一种能够在更广泛意义上被共同体认知和理解接受的、由核心词语构成的话语”（李国俊等2013：30）。按照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推而论之，生态范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生态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基本模式，是一整套关于“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三位一体”的思维结构。它预示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具有整体性方法论特征与生态化方法论特征。显然，生态范式不是指翻译研究的某种具体的翻译分析方法，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翻译理论，而是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关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胡庚申2019a）。 2.1 翻译即文本移植 “翻译即文本移植”的理念表明，文本移植是一个动态的翻译过程，它不仅涉及到文本离开原文生态环境而转移到译文生态环境的适应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被转移的文本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而获得“再生”的生存问题。因此，文本移植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环境是互生共存的，文本移植的最终目标就是使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而文本是否获得新的生命力在于文本的“可移植性”（transplantability）。可移植性是指文本从原语的翻译生态环境移植到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之后，呈现出相对应的文本生命，并使之能够生存、承受与适应现有翻译生态环境的能力与潜力。这里的可移植性，可以借用钱钟书的“不隔”来表达其生态要求与生命特点：“‘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写到浅显易解；原来浅显的写来依然浅显，原来深沉的写到让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胡涂的也能写得让读者看清楚它的胡涂”（蔡新乐2002：7）。因此，“翻译即文本移植”就是致力于探寻文本在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之间相应结构与功能的内在移植。从文本生命来说，将文本移植到新的生态环境之中，就意味着文本生态的选择性适应与重构，也意味着“移植”才是译语生态得以重构、译语文本得以生存和长存的真正契机。文本移植是文本在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之间的移植行为，它在移植翻译过程中已经形成多层级的行为系统，涉及移植前的适应选择、移植中的选择适应和移植后适应生存。具体来说，“移植前”侧重在对拟翻译文本进行适应性选择，以提高适应原文生态结构的可移植性；“移植中”是将原语生态（包括语言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交际生态等等）匹配到译语生态之中，“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事而异”地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适应性重构；“移植后”则指被移植文本的生命状态适应了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之后而能够“适者生存”、茁壮生长与生生不息。当然，文本移植活动这三个阶段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时又是交叉进行的。对移植行为的复杂性分析本身就隐含着对移植行为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视，移植行为会随着翻译生态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涉及多层级的演化因素；文本生命在新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诞生与成长是文本移植的内在要求与追求目标。因此，文本移植正是在这种要求与目标的作用下，才使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翻译生态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为一个多维度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演化系统（胡庚申等2019b）。 文本移植是基于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之间的生存状态而运作的，其意旨就是关注被移植文本能够在多元化环境中“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对“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的追求，其实就是让翻译成为一种朝向未来的生存，是一种共生互存、和谐统一的生态。这里，文本移植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环境、译者生存之间的演化与发展，都将文本与译者、译境等各种翻译因素视为一种复杂适应系统；其中，移植行为是伴随着文本生命的诞生而发展的，它促使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换句话说，文本移植就是基于文本生命在新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发生动态的移植行为，其行为结果恰如道金斯（Dawkins 1976：14）所谓的“稳定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table）。这样，文本移植具有如下显著特征：1）生态长效性，使文本生命在异域中诞生、成长与生生不息；2）适应能力强，使文本生命能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而“适者生存”“稳定者生存”；3）竞争能力强，表现为被移植文本的多元化生存与译本的“再生”状态，这就使得文本生命在“自我”与“他者”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可移植性从而在异域中再生与成长。可见，文本移植是一个跨域境的生态行为，围绕着有关文本生命在跨域境中所表现出的、前述的生态长效性、适应能力强和竞争能力强等特征，由此便形成一个有机的翻译生态系统，并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和谐性、统一性、整体性与多样性。 2.2 翻译即适应选择 适应与选择是翻译活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彼此之间又是关联互动的。对于适应与选择的互动来说，选择造就了复杂的适应，既需要选择性适应，又需要适应性选择。从根本上说，“适应”的是原文、原语与译语所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它通过“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使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互动具有“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的生态效率，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汰弱留强”与“择优求存”的生存能力与生存趋势。“选择”也并不是针对单一的原语或译语，而是针对包含原语与译语所呈现的整个翻译生态环境，是针对包含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因此，“翻译即适应选择”表征了适应选择的优先性存在，表明了翻译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适应选择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适应与选择构成的，并以持续不断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为策略通向文本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在这个复杂适应系统的驱动下，翻译既基于适应选择，又源于适应选择。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适应的发生是通过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影响来实现的。适应的生成机制是译者的选择，而译者选择的结果是适应。在适应选择过程中，译者的适应不再被简单化，而是被置于动态的翻译生态环境之中，而“译者则是整个复杂系统中具有能动性和适应性的主体，并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韩红建、蒋跃20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