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语无介词的旁格述宾式

      0 引言

      在先秦汉语中，述语和表层宾语之间存在着多种语义关系，表层宾语可以是述语表示的动作的受事，也可以是地点、方式、对象、受益者，等等，例如：

      

      从题元理论的角度来看，先秦汉语述宾关系的多样性就是表层宾语可以承担多种题元角色。①在语义上，施事、感事、致事和受事是发出动作或直接受到动作、状态影响的实体，与事件直接相关；地点、工具、受惠者等题元角色则为事件添加具体的时空信息，与事件并非直接相关，因此我们将这些题元角色统称为涉入类角色②。本文将承担涉入类角色的论元称为旁格宾语，③将述语后出现涉入角色的结构称为旁格述宾式。先秦时期，承担涉入类题元角色的论元可以出现在表层宾语的位置上，旁格述宾式数量繁多、种类多样。

      有些学者从介词对应的角度出发，认为不同语义的“述宾”关系就来自于不同的介词或功能词，如马建忠（1983）、李新魁（1979）、尹日高（1987）、孙良明（1993）、杨伯峻、何乐士（1992）等等，并有意从与介词对应的角度为特殊述宾关系分类。先秦时期确实有不少旁格述宾式与介词式相对应的例证，例如：

      

      看起来，先秦的旁格述宾式与[PP+VP]式有很强的对应性。但是，学者也注意到用介宾结构来对应原先的述宾短语存在着问题。冯胜利（2000；005；2014a）、Feng（2003）首先揭示了旁格述宾式的句法本质，指出汉语述宾关系具有语义无穷而结构有定的特点，因事而异，随文可释，“是由不同轻动词的不同用法及其促发的移位所造成的”。据此，冯胜利（2005；2014a）预测出先秦时期应有一批虽有介词的意思、但不用介词来说甚至有些根本无法用当时及后代适当的介词来“转说”或“迂说”的句法结构，名之曰：前介词结构或无介词结构。例如冯胜利（2005）对“逃臣”（《左传·宣公十二年》）的分析，既不是“从臣子那里逃跑”也不是“向臣子那里逃跑”，只能意译为“躲避（avoid）”。蒋绍愚（2014）概括出“介词转说”存在的局限性：1.动宾关系非常复杂，不可能每一种动宾语义关系都加上一个介词来加以说明，也不可能为每一种动宾语义关系立一个x动的名称；2.介词和动宾语义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3.用后起的介词来对应当时的述宾关系“显得不伦不类”。蒋绍愚（2014）也把先秦汉语不用介词或其他功能词引入、而在表层形式上将旁格宾语直接置于动词之后的特点概括为“先秦汉语主要用无标记形式表达述语和宾语之间的不同的语义关系”。那么，究竟有哪些语义关系不能用介词来加以说明、没有对应的介词转说式？无介词的旁格述宾式是否成批成类型、具有句法上的能产性？没有充足的语料，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

      本文将接续冯胜利（2000；2005；2014a）、蒋绍愚（2014）的观点，先从转译后的结构出发，说明先秦汉语中确实存在没有对应介词转说式的旁格述宾式，再分类描写无介词对应的旁格述宾式所表达的语义，最后给出其句法结构的解释。

      1 无介词的先秦旁格述宾式的转译

      以后人注疏为线索，我们发现有些先秦旁格述宾式在后代被译解为介词转说式，但是有些只能被转译成定中结构或[VP而VP]结构，少数保留至今。不仅在当时、在后代，甚而直至如今这些旁格述宾式都没有对应的介词转说式，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三类来进行分类说明。

      1.1 转译为定中结构

      有些旁格述宾式被转译为定中偏正结构，原先在表层宾语位置上的涉入成分出现在了定语的位置上。例如④：

      

      

      例（9）中的“之”是“为氓（做人民）”事件中的涉入成分，本在动词之后，但在郑众的解释中被转译为领格代词“其”。例（10）中的“之”是“闭门（关门）”事件中的涉入成分，但被赵岐转译为领格代词“其”。例（11）中的“之”是“为子（做儿子）”事件中的涉入成分，则被何休转译为定语“公孙之（公孙的）”。可见，原本的涉入关系被转译为领属关系，涉入成分转移到修饰语位置上，采用定中结构的引介策略。

      1.2 转译为[VP而VP]结构

      有些旁格述宾式被转译为[VP而VP]结构。例如：

      

      关于“启予足、启予手”，古人已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如郑玄所注，将“启”释为开启，即取“启”的一般意义，将“启予足、启予手”整个结构诠释成一个事件。另一种则是将“启”解为“视”，王念孙《广雅疏证》以“启”为表省视的“”之通假，这未免迂曲。郑玄的解释更为直接，也更接近原意。《论衡》中的异文也更支持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