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词的功能扩张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E-mail:guoruipku@163.com;李知恩,韩国梨花女子大学,E-mail:dnlee@ewha.ac.kr。

原文出处:
中国语文

内容提要:

量词的基本功能为表示计量单位,在汉语方言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东南亚语言中也发展出不定指、定指、类指、定语标记等功能。本文通过对99种语言或汉语方言的考察,分析出量词的14种功能,并采用语义地图模型,构建出量词功能的概念空间和不同语言的量词功能语义地图。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量词功能的扩张路径,认为计量单位功能是量词的原始功能,而其他功能都是计量功能直接或间接发展的结果。量词功能的扩张主要是向语用性功能和结构性功能两个方向展开。量词的扩展功能,基本上是与量词结合的数词“一”和指示词的脱落带来的。量词的定语标记功能不是来源于定指功能,而是来源于指量名、指量转指功能。量词与名词类别词功能之间是双向的演变关系。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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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以及东南亚的语言中除了表达计量单位外,还表达定指、不定指、类指、名词类别词、定语标记等其他功能。

      量词的基本功能是表示计量单位,而其他功能都是这个基本功能直接或间接发展的结果。那么,量词的多种功能是如何演变的呢?过去一些学者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张公瑾(1978)通过泰语和壮语等例子,指出关系连词并作替代词①的演变次序是:首先做名词,其次做单位词,最后变为关系连词与替代词,比如泰语的tua[1]。

      詹伯慧(1958)和陈兴伟(1992)提出,量词一些特殊用法可能是数词“一”或者指示词脱落之后带来的结果。詹伯慧在《潮州话的一些语法特点》中谈到,潮州话的量词单独修饰名词时,实际上是隐含有数词“一”或指示词“这”“那”的意义在里面的。陈兴伟(1992)则指出,浙江义乌方言的量词前兼有两种省略形式:一种是“指示词+量词”的省略式,一种是“数词+量词”省略式,看下面的例子:

      (1)a.个表儿准极。这个表准极。(指示词省略式)

      b.句话便成功了。一句话就成功盖了。(数词省略式)

      在某些语境里,两种形式可以同构,如:

      (2)餐饭食了个钟头。一餐饭吃了一个小时/这餐饭吃了一个小时。

      所以陈兴伟(1992)认为,量名结构是数词省略还是指示词省略,全受交际时语境的制约。

      石汝杰、刘丹青(1985)通过苏州话的情况,证明了量词定指用法和指别词“搿”的密切关系。苏州话量词的定指和不定指都是同一个字,但语音上有差别,定指的量词语音上表现为指示词“搿”和量词的合音。就是说,苏州话量词的定指用法是“搿+量词”这一格式的弱化形式。

      赵日新(1999)专门讨论“个”用作“的3”(定中结构标记和转指标记)和指示代词的情况。他认为量词的结构助词和指示代词用法都是量词的定指用法进一步虚化的结果。“个”在后代产生的一系列变化都是由“个”前数词“一”的省略引发的。如果“个”前的数词“一”没有省略或不能省略,则“个”只能是一个量词,除非“一个”这一数量词组作为整体也已经虚化。所以说“个”前数词“一”的省略是“个”产生一系列变化的酵母。

      石毓智(2004)指出,不论是历史还是当代方言的资料都表明,所有来自量词的结构助词也同时都有指代词的用法。就是说,量词必须先引申为指代词(本文体系中的定指用法),然后再虚化为结构助词。

      王健、顾劲松(2006)则采取省略说。首先,从语音上说,量名结构应该是数词“一”省略的结果。南禄话独用量词前出现的紧喉动作,这应该是数词“一”省略后喉塞尾留下的痕迹。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也都有喉塞尾,它们也在量词上留下了紧喉的痕迹。其次,从篇章来看,量名定指有很多方面还保留着指量名的几种用法:1)情境指示用;2)话语指示用;3)回指用。

      陈玉洁(2007)认为量词系统性地作定语标记的语法化链条可能是:一般量词→类冠词→类冠词兼定语标记→泛用定语标记。

      赵日新(1999)、石毓智(2004)和陈玉洁(2007)都认为,量词功能的演变顺序是:量词→指代词/定指用法→结构助词/定语标记。但我们的考察发现,有结构助词(关系化标记/领属性定语标记)用法的量词不一定具有定指功能,如傣语、烟台话、泰语、老挝语等。看来,量词的指代词功能并不是量词向定语标记用法扩展的必要条件。

      盛益民(2017)把定指量名结构区分为准冠词型和准指示词型,并指出准指示词型的量名定指用法来源于指量名结构中,所以量名结构能省略中心名词,最后量词能够单独转指某个对象,即:指量名结构→量名结构(定指标记)→量词独用(指别性转指)。

      吴越(2019)通过吴语瑞安话的例子,指出准冠词型量名结构应从准指示词型定指量名结构发展而来。

      把量名结构分为准指示词型和准冠词型以及区分指量名结构两种类型,这是有价值的发现,对量词功能发展的方向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有量词指别性转指用法的语言或汉语方言不一定有量词的定指标记用法,我们认为指量名结构根据指别性和非指别性的不同,朝不同方向发展出不同的功能,而不是单方向发展。

      以往关于量词功能的研究在考察的语种和地域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量词功能的分析也较粗,比如没有区分领属性定语标记和关系化定语标记、有核关系化定语标记和无核关系化定语标记。本文扩大考察语言的范围,把量词的功能细分为14种,并借鉴语义地图模型来分析量词功能扩张的路径。

      2.量词的功能

      本文利用其他学者的调查材料以及作者的小部分调查,对99种语言或汉语方言的量词功能作了考察,在张公瑾(1978)、游汝杰(1982)、Bisang(1999)、刘丹青(2002、2005、2009)等学者对量词功能的分析基础上,把量词的功能分为14种②。本文所说的量词功能主要指成批的个体量词以及个别集合量词的功能,包括量词本身的功能和从量词发展出的其他功能,其中有些功能从词类划分的角度看已不属于量词,如名词类别词、定语标记。“功能”指语义、语用功能,如类指、不定指、定指,以及量词出现的语法环境,如“指量名”。某些汉语方言中,存在一个较为通用的指示词、定语标记,通常为[k]声母或其变化形式,其来源有代词“其”和量词“个”等不同说法。为避免争议,本文只讨论语言或汉语方言中系统性的量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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