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岛史”概念三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承祖,男,经济师,海峡论坛事务中心职员,福建 福州 350001

原文出处:
台湾研究集刊

内容提要:

1990年,曹永和发表《台湾史研究的另一个途径——“台湾岛史”概念》一文,其后随着岛内思潮的变迁及曹永和个人学术地位的提高,“台湾岛史”概念影响力逐渐扩大,乃至被认为系以“同心圆史观”为代表的“台独史观”之滥觞。考究“台湾岛史”概念提出之本源,及“台湾岛史”概念与“同心圆史观”的区别,不难发现二者并无直接渊源关系。客观深入地分析“台湾岛史”概念或有助于建构“两岸共同史观”。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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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21)05-079-13

      陆放翁有言“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知名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学者曹永和先生(1920-2014)离世经年,按照中国盖棺定论的传统,可以对其做出一个评价了。而对一个学者的评价,最关键也最为核心者,莫过于由其学术理论、学术著作所衍生出来的学术生命。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以学术生命来评价一个学者,是古来有之的。曹永和被尊称为“自学典范”“台湾史研究先驱”“海洋史的大家长”,主要著作有:《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中国海洋史论集》《近世台湾鹿皮贸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学术启航》等。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最为晚年曹永和津津乐道也是在学界影响最广者,即是其于1990年口述,由詹素娟、李季桦记录、整理,发表于《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的《台湾史研究的另一个途径——“台湾岛史”概念》一文中提出的“台湾岛史”概念。20世纪90年代,正是台湾岛内的台湾史研究开始成为“显学”之际,与这股潮流同步,曹永和在这一概念提出后,总是不吝于各种场合广而告之。由于其“自学成才”“院士”等诸多光环的加持,以及受教受益于曹永和的门人子弟逐渐在岛内台湾史研究学界崭露头角,加上这一“概念”中含有讨论“台湾主体性”的内容,后人(特别是一些立场偏“独”者)在追溯含有政治意味的“台湾主体性”研究的史学源流时,往往上溯至“台湾岛史”概念,①故而“台湾岛史”概念似乎就成了“台独史观”滥觞之代名词了。然而,纵观曹永和一生,其始终没有提出“台湾岛史观”“‘台湾岛史’史观”等说法,也未如杜正胜等人一般,在学术作品或者公开场合发表“台独”相关言论。因此,有必要对“台湾岛史”概念进行深层次解析,厘清一些关键问题。

      一、“台湾岛史”概念提出探考

      (一)学术经历

      “台湾岛史”概念的提出,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区域史、长时段理论的影响,这是曹永和自述,也是广为人知的事了。但其在晚年接受钟淑敏等人访问时,对此有更加详尽的表达:“早年,我受到桑田六郎、岩生成一、小叶田淳及箭内健次等台北帝大老师们在东西交通史研究上的启发,也曾读过日本哲学家和过哲郎(1893-1960)的《风土论》,认为除了注意时间性外,空间性对人的存在和认知也很重要。而法国年鉴学派主张拓展研究领域和视野,提倡以地域和人民为主,而非国家与政治挂帅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使我的台湾岛史研究脱离故步自封的本土沙文主义。”②在《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的后记当中,也是类似说法。③

      后来论者,不管以褒以贬,主要都是集中在“台湾岛史”概念的“以地范史”上,而上述这段话清楚地指出了“以地范史”模式,发轫于其早年受教于台北帝大史学科老师的学术经历,年鉴学派的相关理论则是提供了一种借鉴,或者说是直接诱因。以常理而言,亦是如此。一种学术理论的提出,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经年累月的学术探索中逐渐酝酿成熟,再有一定契机,方能形之于言、著之于文。详细考究曹永和的学术经历自述,不难发现其中确是有迹可循的。

      虽说曹永和被誉为“自学典范”,但其学术生涯真正起飞的起始点应该从1947年在台大图书馆任职开始。他在台大这个学术平台采取自学、旁听、学术访问交流等方式逐渐踏入学术研究之堂奥,并成长为台湾史学界知名学者。④从这个意义上讲,曹永和之所以能成为“自学典范”,除了自身努力,与台大的学术资源和学术氛围是分不开的。进入台大图书馆后,其开始“旁听东洋史讲座教授桑田六郎‘东西交通史’(明代以前),自此启蒙”。⑤直至1948年桑田六郎(1894-1987)返日,“曹永和听了桑田老师一年的课,为自己喜欢的研究课题东西交通史、中国海洋发展史打下了基础,对日后研究台湾史有很大的启发。”⑥在旁听桑田六郎授课同时,曹永和也帮助其整理台大所藏台湾史资料,并开始涉猎台湾史著作,这也成为《近世台湾鹿皮贸易考》一文的缘起。桑田六郎返日后,两人还一直保持联络,曹永和为其查找台大图书馆资料并将早期作品《明代台湾渔业志略》《荷兰与西班牙占据时期的台湾》寄送桑田六郎及岩生成一(1900-1988),桑田六郎则将日本藤原京期考古发现通知曹永和等。⑦

      曹永和始终认为在所有交往过的专家学者、故人友朋中,“指导教诲我最多者是恩师岩生成一博士”。⑧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62年台北曹永和家中,但之前曹永和已阅读过岩生成一著作并将自己的论文送呈岩生成一(如前所述)。其后,岩生成一便不断地将曹永和引荐给相关学者,引导其进入学界,⑨尤其是1965年成功帮助曹永和申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东西文化互相鉴赏研究计划”赴日本东洋文库访问研究,为他提供安稳的治学环境,并亲授古荷兰文。⑩学习古荷兰文对曹永和日后研究荷兰、明郑时期历史之助益自不待言。驻日访学期间,曹永和得以与众多日本学者交游,大大开拓了学术视野,积累了学术资源。其自言:“1965年的东洋文库之行,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深远。”(11)多年后,“每次想到岩生老师在耳边的‘谆谆教诲、殷勤照顾’,心中就有‘无限的谢意’。”(12)两人这一段师徒情缘,也成为一段学界佳话,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曹永和日后能同中村孝志(1910-1994)、生田滋等一批日本学者相熟,这一层关系也是功不可没的。1978年,师生二人一同参与了《热兰遮城日志》的整理出版工作。“曹永和与岩生老师的情谊,一直没有间断。曹永和持续写信、贺年卡、寄台湾名产乌鱼子到日本给这位恩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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