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重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①2021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继续蔓延，全球经济重启遭受挫折，而大国间权力关系及其规范演变正在加速进行，②在拜登“民主联盟主义”下，其对抗程度和危害性不断加深。③在此背景下，台湾问题更显错综复杂，大陆对台政策方针应保持总体稳定和战略定力，面对全新的国际形势和岛内政治现实，采取更为聚焦、更加有力的破局之策，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 从法政治学角度来看，两岸协商谈判的政治基础从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并否认“九二共识”以来荡然无存，为此，大陆以“主场统一”的政治决断和系统论述维持两岸关系的可控秩序并争取和平统一的最佳前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涉台论述已有重要的“主场化”(即“以我为主”)转向。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展40周年纪念会上明确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作为两岸开展政治协商与实现和平统一的、有原则的开放性框架，引起两岸政学两界高度关注，两岸和平统一进入实践性的方案协商阶段。④ 近几年来，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与两岸“冷对抗”⑤相互叠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岛内遭到“台独”势力污名化，但其仍然具有重要的宪制价值和面向未来的实践意义。相反，越是“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极力反对和抵制的方案和路径，越可能恰当反映了实现国家统一的正确思路和方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进一步澄清来源、法理与实践取向的必要性及空间。 两岸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基础和环境比香港事务⑥复杂，存在不可回避的困难和挑战，既包括“台独”势力阻挠因素，也包括外部势力干预因素，且相关挑战在中美关系波动和岛内统派力量相对下降的条件下趋于增大。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与推进，不只是制度原理和权利义务的澄清和配置，更是相关心理建设的推进和开展。心理建设的开展对民族复兴的国家哲学与文明论述构成一定挑战，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回应和回答的宏观议题。立足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框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可正视与克服两岸关系面临的风险挑战并有效完成两岸统一的心理建设。本文拟对这些紧密相关的涉台基本法理和制度议题展开探讨，以贡献于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深度化和具体化思考与实践。 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政策背景与典型特征 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被提出并在港澳地区首先付诸实施。“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方案，其本质是统一，其方法是和平，总体上展现了中国对港澳台地区同胞的和平善意以及对冷战模式的根本道德批判与超越意志。“一国两制”立意高远，其战略目标不仅在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还在于尝试以和平之道化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展现社会主义的强大包容性和主体优越性。这一战略构想在同一个主权秩序内，以承认多元治理体系及建立国家与地方长期共存性宪制的方式，探索“一国两制”及两种“主义”消弭差异、趋近认同、实现融合的更高目标和愿景。在此意义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具有了实现两岸统一和永久和平以及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制度意义。 在2019年1月2日的讲话中，“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因应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民族复兴总体目标及两岸关系现实状况而提出的一个以既有对台政策为基础并面向未来的框架性构想，既有“一个中国”之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刚性前提，也有“一国两制”的弹性想象空间，更有开放给两岸民主协商的广阔议题和制度愿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两岸关系寻求制度性突破和两岸完成最终统一的综合性实践命题。 但这一历史进程所代表的是中华文明与政治制度的创造性发展，所面对的是台湾本位的所谓“民主价值观”及其背后的美国霸权的挑战。从国民党时代的“三民主义”到民进党执政下的“台独主义”，岛内弥漫着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和依托所谓“民主价值”和“倚美拒统”的机会主义心理。在外部环境上，美国基于霸权利益和战略诉求，不断推动台湾当局的“自我武装化”并对台湾地区进行“隐性殖民”，推动其盟友共同担保台湾的所谓“自由民主”体制，将台湾地区绑上中美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对抗的“战车”。“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应对和破解的正是上述内外挑战和巨大压力。 因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具有显著的历史紧迫感、战略推进感和制度清晰感。这一方案的典型特征和基本要素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牢固确立“一国”及其法理内涵，即中国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根本的前提和制度优先保障的对象，有关“两制”的任何协商谈判与设计均不得损害这一前提，这是“一国两制”的固有内涵，也是香港经验的特别启示。 其二，充分开放“两制”的协商空间和谈判余地，即在“一国”获得政治确认与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两制”所覆盖的台湾地区自治权及其灵活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展开两岸政治协商和民主谈判，由两岸中国人进行沟通和设计，以兼顾国家整体利益和台湾地区实际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