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21)03-0062-19 DOI:10.12088/pku1671-9468.202103004 一、问题的提出 古往今来，“寒门出贵子”是被人们美誉的佳话。“寒门”是相对世族、“朱门”权贵阶层而言的平民阶层。在明清科举社会，平民阶层是指没有科举功名身份的社会阶层，平民子弟即宽泛意义上的寒门子弟，而其中家庭经济贫困、父祖地位低下的底层平民子弟则是严格意义上的寒门子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选拔治国人才和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科举制度“怀牒自进”的开放性、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给传统社会寒门子弟带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上升流动机会，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但科举制的社会流动功能究竟有多大，获得科举功名身份的举子有多少比例来自底层寒门家庭，在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界都是颇受关注并存在争论的问题。 尽管存在诸多对科举流动功能的质疑，有一定数量的寒门子弟考取科举功名实现了向上流动，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科举制度下选士的标准不是品行表现，也不是门阀族望，而是藉由既开放又公平的考试，通过才学水平的竞争而获得的成绩。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趋向规范化、严密化和复杂化，贡院入闱规制、命题评卷程序和作弊惩处措施较为完善，科举考试成绩能比较确切地反映应试者的真实水平。科举考试能促进社会流动，而教育是考试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教育本身也成为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1]。家世出身、家族声望和财富积累固然重要，但都不是获取科举功名的直接条件，唯有通过教育掌握了应对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才可能考取科举功名，而师资是教育机会获得的根本条件。 以往研究者较多关注寒门子弟的上升流动比例，较少探析他们能够考取科举功名的原因。与父祖有功名身份的科举人物相比，寒门子弟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天然处于劣势，他们凭什么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科举功名而实现向上流动？本文意在探析相关的几个问题：第一，寒门出身与非寒门出身的科举人物表现在教育条件方面的教育机会有无差异；第二，科举人物的教育条件对他们考取科举功名有多大影响；第三，家庭文化资本和家族文化资本对科举人物的教育条件有无影响；第四，家族文化资本是否为寒门出身科举人物提供了以师资为条件的教育机会。 二、相关研究概述 寒门子弟能否考取科举功名，有多少寒门子弟能够考取科举功名，是评估科举流动功能的关键指标。科举带来较大的社会流动，究竟是事实还是错误印象，对此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中外学术界曾作过大量的研究，形成“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2]。对于科举制度是否有流动功能，学界存在从“家庭”抑或“家族”的范围来界定流动标准的争议，这种争议让研究者思考“寒门家庭”的界定标准，也引发研究者从“家族”方面探析寒门子弟考取科举功名进而实现上升流动的原因。 (一)流动功能争议及其引发原因 关于科举的社会流动功能，学界有“流动派”和“非流动派”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3]。寒门子弟考取科举功名的状况，在柯睿格(E.A.Kracke)、费孝通、潘光旦、何炳棣(Ping-Ti Ho)、郑若玲等人的研究中都有统计结果。1947年，美国学者柯睿格统计南宋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得出平民家庭出身的进士占比57.9％的结论[4]。潘光旦与费孝通对清代915份各类科举人物朱卷履历信息进行统计，得出五代以内为平民家世背景的科举人物占比13.33％的结论[5]。1967年，何炳棣依据《进士登科录》等名册史料统计了明清12226名进士和23480名举人及贡生的家世资料，得出祖宗三代无初阶功名者占比31.1％、生员家世出身者占比11.6％、二者合并占比42.7％的结果[6]，他认为“明清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是在相当程度之内以科举考试为主要渠道”[7]。2007年，郑若玲据《清代朱卷集成》统计了1568份会试卷、4869份乡试卷和1354份贡生卷的履历资料，得出上五代无功名者平均占比10.09％、上三代无功名者平均占比12.69％、上两代无功名者平均占比16.78％的结果，认为这是“清代科举开放给平民上升的道路宽度”[8]。 郑若玲得到的上三代无功名者比例与何炳棣的统计数据有较大差异，这是因为其依据的《清代朱卷集成》所收存的多数是清代末期的朱卷，而何炳棣依据的《进士登科录》等名册资料分布于明清两代的各个时期。何炳棣的研究发现，平民上升流动的比例在明初最高，明朝中期逐渐稳定并维持，明末急速下跌；清代平民上升流动的比例总体低于明朝，且同样呈现出平民的“社会成功机率”持续下跌的趋势。他进而认为，平民上升流动的比例“持续下跌的趋势反映出来的事实和原因，肯定会产生普遍的社会挫折感”，并推论19世纪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不安与革命特征与平民普遍挫折感相关[9]。半个世纪之后，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一书译注者徐泓按相同分类标准，重新估算明代社会的向上流动率，用57科15528件样本的进士登科资料做统计分析，修正了何炳棣利用22科6332件样本所统计出的结果。何炳棣的结论是，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的进士约占总数50％；而徐泓的结论是，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的进士约占总数56％，更加确认何炳棣“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占了整体官员的一半以上”的论点。[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