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使得新增的就业机会接连涌现。我国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提高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试图打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劳动分工格局，从而转向夫妻共同支撑家庭经济的双职工模式，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广泛的社会劳动中。但是从实际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却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中。自1990年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经从73.5％逐渐下滑至2016年63.3％的历史低位，并在未来有继续降低的趋势。① 目前，由于女性仍然是家务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因此，与男性不同的是，女性在做出是否参与社会劳动的决策时，除了要考虑个人的工作愿望和就业机会外，更多地还要考虑家庭的需要。对于中国家庭而言，孩子既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富，也是一个家庭要投入的最大一笔资产。鉴于每一个父母心里都有一个“龙凤梦”，大多数中国家长秉持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思想，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支付高额的费用。中国家长们为各种校外培训课程买单的意愿冠居全球，根据2015年汇丰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教育的价值：学以致胜》显示，超过90％的中国父母打算或者已经在某一教育阶段为孩子支付校外辅导费用，这个比例处于全球最高的位置，而且远远高于78％的全球平均水平。而根据前程无忧于2019年5月发布的《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显示，38.8％的受访家庭将家庭年收入的20％-30％投资于子女的校外教育，其次有22.9％的受访家庭将家庭年收入的10％-20％投资于子女的校外教育。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表现出子女年龄越低支出越高的趋势，子女处于“学龄前及初中阶段”的教育投入是最高的。另外，近60％的家庭表示为子女报读的课外补习班费用在每小时100-200元之间。同样在2019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和谐家庭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的城市家庭平均每年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占该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与此同时，这一支出及其占比还有逐年攀升的趋势。以上数据都表明，子女的教育投入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投资重心。 在教育方面，家长们除了对金钱投入毫不“吝啬”外，也为子女的教育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根据《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的结果，32.2％的受访家庭子女每周补习科目不低于2科，单科校外补习频率为2次/周，38.1％的家庭接送子女参加校外补习的单程耗时为15分钟至30分钟，这意味着这些家庭每周有接近2-4个小时的时间消耗在接送子女参加校外辅导的路上。较高的时间成本使得不少已婚女性为了子女的教育退出劳动力市场，重返家庭当上了“全职妈妈”。根据某育儿平台发布的《2018中国家庭育儿白皮书》②显示，2018年全职妈妈在受访用户中占比高达62％。而2010年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早已显示，在18-45岁的有0-3岁孩子的城镇女性中，有35.5％的女性有过职业中断经历，其中67.2％是因为结婚、生育、照料孩子。此外，还有28.9％的城镇女性目前没有工作，其中98％是为了照顾孩子。 高昂的教育费用要求已婚女性增加劳动供给为子女赚取更多的收入，然而较高的时间成本又使得许多女性不得不减少劳动供给。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关注子女的教育投入是否对女性劳动参与有所影响，若有影响则进一步探究其影响的方向又是如何。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进行参考文献的综述后，第三部分介绍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第四部分介绍数据与计量模型的设定，第五部分介绍实证分析的结果，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女性劳动参与 近年来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女性的劳动参与。关于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早期的学者认为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对女性就业的保护逐渐削弱，从而对女性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一方面，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大批女性劳动力进入失业的行列(谭岚，2006；潘锦棠，2002；姚先国和谭岚，2005)；另一方面，经济转型使得性别工资差异扩大，家庭为了实现联合效用的最大化而重新分工，女性放弃就业重返家庭(张丹丹，2003；丁赛等，2007；Gustafsson and Li，2000)。其后，随着家庭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家庭背景纳入女性劳动参与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一阶段，生育决策、儿童照料、老人照料、家庭结构等都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杜凤莲，2008；周春芳，2013；范红丽和陈璐，2015；陈璐等，2016；杨慧，2017)。另外，学者们对女性劳动参与的研究不再只集中于女性劳动参与率，还开始关注女性劳动时间供给、工资率等。 已有文献表明，女性作为子女保育工作的主要提供者，其就业决策会受到子女的影响。Chiswick(1988)通过研究犹太妇女的就业状况发现，家中有6岁以下幼儿的犹太女性的劳动供给比其他女性要低，而拥有6-18岁的子女对犹太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供给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Angrist和Evans(1998)认为养育子女会导致女性的劳动供给下降，而且这一负面影响对于贫穷或受教育水平低的女性更为显著。Maurer-Fazio等(2009)利用1982年以来中国三个年度的人口普查数据证实了养育子女对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一负面影响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 在证实了养育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子女的数量等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张川川(2011)认为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显著降低，同时还会显著降低就业女性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投入。而乐章和张艺珂(2019)则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子女数量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呈“倒U型”关系。当子女数量为1或2个时对女性劳动参与有积极影响，而当子女数量大于2时，则对女性劳动参与有消极影响。在育儿成本与女性劳动供给的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育儿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供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Blau and Robins，1988，1989；Kimmel，1998；Gelbach，2002；Powell，1997；Viitanen，2005；Cleveland et al.，1996)。Powell(1998)在分析育儿成本对母亲劳动力参与决策的影响时，重点关注了全职工作母亲和兼职工作母亲的区别，她发现育儿费用会对母亲的就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该费用对全职工作的母亲会造成更大的障碍。另外，育儿费用对全职工作母亲的影响不仅在特定时间点是负面的，而且对其职业道路和未来的健康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在关注子女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时，基本上都在关注子女的有无、数量、育儿费用等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很少探讨子女教育投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