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露林，张锦鹏，寸锡彦.“大分流”的隐喻：中国与西欧优势手工业发展逻辑再审视(7-14世纪).世界地理研究，2021，30(6)：1199-1207.[XIANG Lulin,ZHANG Jinpeng,CUN Xiyan.The metaphor of "Great Divergence":A reexamination of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7-14th Century).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1,30(6):1199-1207.]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1.06.2020195 修订日期：2020-10-01 2018年，王国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的新著《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1]在中国大陆翻译付梓，该书试图从统一与分裂、市场机制、制造业和公共财政等角度重新阐释中西方经济“大分流”问题，使这一颇具争议的学术命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经济史学界相继提出三种观点：一是“加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东亚核心区之间经济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2]；二是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测算，认为1820年中国GDP仍然占到世界总量的28.7％，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3]；三是国内李稻葵团队基于历代官方和民间的史料记载，测量了北宋、明、清的GDP等数据，认为中国在北宋时期生活水平世界领先，1300年落后于意大利，1750年之前已经整体落后于西欧[4]。此三种观点因其颠覆性的创见，甫一面世便引起巨大争论，赞成者有之，质疑者也不乏其人。笔者无意探讨各家学说的正误与否，只想就其论证逻辑做一番细致解读：虽然在具体时间节点以及分流原因上分歧重大，然各方学说的实质均是通过建构一套自身的话语体系来证明中西方经济“大分流”的时间和影响因素要异于学界的原有认知，借此呼吁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从而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事实上的挑战。 无论中西方经济“大分流”时间早或晚，工业革命始终是中西方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就历史实践而言，西欧在工业革命前不断积累朝“机器大工业”过渡的积极因子，而中国徘徊不前，始终无法找到其突破口[5]。然而，从另一种角度看，手工业作为工业革命的先声，均曾在中西方各自历史上大放异彩，突出表现在出现了一批颇受市场欢迎和追捧的优势手工业商品，前者如丝绸、瓷器，后者如呢绒、葡萄酒，那么这种所谓“优势”的背后，双方手工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否一致?如若不一致，这种逻辑差异是否又是决定中西方工业发展命运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以7至14世纪中国和西欧①各自的代表性手工业——丝织业与呢绒业及其商品为主要考察对象。目前而言，单就丝织业或呢绒业进行研究的成果颇多，但鲜有学者进行中国和西欧的横向比较研究，所见仅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九章《城市与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以佛罗伦萨呢绒业和苏州丝织业为例》进行了初步尝试，但其核心乃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讨[6]。本文尝试通过分析丝织和呢绒产业及其商品在7至14世纪中国和西欧的优势地位，从分工层次和产地竞争的二重维度讨论双方手工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探寻工业革命前中西方产业发展道路的差异真相，为拨开中西方经济“大分流”的历史迷雾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1 丝织业与呢绒业：中国和西欧优势手工业及其商品呈现 传统时期手工业是严重依赖原料的生产部门，不同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下，就会因“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不同而发展出类型各异的手工业。农业景观是中国和西欧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其差异直接决定了双方手工业发展形态的显著区别。从传统中国国家制度实践层面看，从5世纪开始实施持续到8世纪的均田制中，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每一成年男子“丁”所受之田分为“桑田”“麻田”和“露田”，或规定在所受之田中必须栽种桑、麻等作物，由此在耕织结合的传统小农经济下，以妇女为主的家庭丝织业很早就发展起来。7至14世纪，中国城乡最为发达的手工行业是丝织业，由于依靠农业提供原材料的特点，农业发达区同时也是手工业发达区，因此关中、华北和成都平原以及长江下游等农业主产区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丝织业中心。相比较之下，西欧地区特殊的中高纬度、地形和濒临大西洋的水汽条件，形成了覆盖全境的地中海气候和温带海洋气候，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了西欧农业发展形态。西欧沿海平原地区形成的优良牧场，使养羊业和毛纺织业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从产业发展层面来看，中国丝织业和西欧呢绒业呈现出若干共同特点。 1.1 产地分布极广，生产规模庞大 就产地分布而言，中国丝织业除了都城外，一般府州级城市亦是纺织业集中所在地。如唐代的河北定州，“缫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7]，到宋代江南丝织业工艺水平和产量都已经超过了北方，以两浙、四川一带最为发达，当时江南一带城镇“缲车之声连薨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8]。西欧地区呢绒业也分布极广，11至13世纪，英国伦敦、牛津、温彻斯特、布里斯托尔、约克等数十个城市呢绒业都十分发达，其产品也远销西欧各地，如“英吉利的斯坦福尼(English Stamfords)”就出现在1265年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关税清册中[9]。此外，佛兰德斯②地区、法国，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等等，呢绒业发展也十分繁荣。 从生产规模上看，宋代成都锦院“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茢之类，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10]，而南宋杭州“竹窗轧轧，寒丝手拨，春风一夜，百花尽发，其制而服也”[11]，足可见规模之大。而西欧方面，据记载14世纪末英格兰萨福克郡(Suffolk)盖有检验印章的呢绒为2797匹，威尔特郡(Wiltshire)为7292匹，萨莫塞特郡(Somerset)则为12376匹。[12]另外一组统计数据表明，英格兰1366-1368年平均每年织造呢绒14000匹，1392-1395年达到平均每年43000匹[13]。而在13世纪佛罗伦萨呢绒业开始崛起，西方学者估计在1310年达到了年产10万匹的最高纪录，而此后直到1338年，佛罗伦萨的呢绒产量仍维持在7万-8万匹的年平均水平[14]。据此可知西欧主要地区呢绒产业之繁盛和规模之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