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体系，领导劳动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齐备的产业体系，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劳动思想作为党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党的其他思想一道，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是党领导中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理论源泉。与以批评现代社会和进行理论争论为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不同(Healy，2020；Chandler and Fuchs，2019；夏巍，2018)，党的劳动思想有着丰厚的实践基础。 百年历程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劳动学科也日益成熟起来。几代劳动经济学科研究者接续努力，不断地总结党的劳动政策实践经验(袁伦渠，1990；任扶善，2016；杨宜勇等，2008)。在这些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归纳法(Eisenhardt，1989)对党的劳动思想和实践百年史进行回顾。因为跨越的时间较长，时代主题也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为研究方便，本文采用宽泛的劳动定义，不仅仅限于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还包括党领导下的军事战争物资补给、生活改善；不仅仅限于分析党领导劳动的经济价值，还包括党的劳动思想和政策所赋予的劳动哲学内涵和精神价值等方面；不仅仅限于分析党对工人劳动者的管理政策，还包括源于宽泛定义而来的“劳动的人”作为劳动者的概念。为使研究主题不因历史材料繁多而被淹没，本文辨析不同阶段党的劳动概念指向的变化，并以此来作为史料选择的标准。下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收集整理了建党一百年来的与劳动和劳动者相关的百件法律、政策、领导人讲话以及口述史等内容(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附表1)，分6个阶段梳理时代主题，分析党在回应这些时代主题的过程中劳动思想和实践的演进。第三部分归纳党的劳动思想和实践演进的主要特点。第四部分是总结和展望。 二、党的劳动思想和实践的百年演进 百年以来，面对变化着的时代主题，党都在思想和实践上加以系统的回应。本部分将其分为6个阶段进行回顾和梳理。 (一)建党前后(1919～1927年)：形成为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党成立前后的旧中国百病丛生、四分五裂，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广大劳动者处在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无人权、无尊严、无自由的状态(袁伦渠，1990)。社会上有各种各样救亡图存的主张和实践，新生党派林立，观点庞杂。中国大地上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情感上的悲悯和行动上的社会救助不能解决问题，立足于解决个别“问题”也难以见效，“在(当时)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做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1919)寻找这样的根本解决之道，就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时代主题。 面对这样的时代主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包括劳动问题在内，全部社会问题需要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依靠劳动阶级通过革命推翻旧的制度，并在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①。这是党的初心，也是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初始变量。而要实现这样的初心，首先就需要动员广大劳动阶级。当时，数百万工人在全国劳动者中所占比例较小，而且为旧的帮会、改良主义者及后续的国民党的“黄色工会”等所把持和竞争②。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封建制度下更是松散难以组织。在这种局面下，党通过以下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组织工农革命直至建立自己的武装政权。 1.向劳动者和全社会宣传革命思想 在建党前后的革命思想传播过程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创建了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如《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揭示了广大劳动者苦难的被剥削被压迫生产生活状况。陈独秀在《劳动界》创刊演说《两个工人的疑问》中指出了工人和工作的重要意义，紧随其后提出了启蒙之问：“既然人工是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是上等社会呢?”对劳动者的宣传和思想启蒙，是党鲜明地独立于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的第一个印记。针对劳动者识字率低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展各种夜校和讲习等活动，将思想和文化融为一体，以工农劳动者容易接受的形式，让劳动者明确认识自身状况，进而信任和拥护党。劳动者感受到了尊重，喊出了以人的尊严为目标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③这标志着劳动者自主意识开始觉醒，超越了短期利益需求，形成了基于阶级意识的对新世界的期盼，从而自觉拥护和接受党的领导。 2.在劳动者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并持续对这些组织加以领导 对劳动者的组织主要表现为因势利导地参与和引领罢工，主动组建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以及在革命浪潮中领导工农运动，并且始终保持对工会和农会的直接领导等方面。 在早期的工人自发运动中，党派遣成员去支持帮助进而引领这些运动；在工人运动高涨期间领导工人举行罢工和斗争，争取经济利益和改善工作条件(邓中夏，2016)。与此相适应，党在1922年拟定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案大纲》等工人斗争的革命纲领，号召工人进行劳动立法斗争，要求军阀颁布劳动法，实行劳动保险。到五卅运动后形成的一整套党领导的多方参与协同的运作机制，有力地支持了大革命。(张仰亮，2021) 建党初期即在工人中持续深入建立基层党组织和发展党员，组建工会和农会。1925年党的四大认识到组织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规定：“凡是工厂、农村、学校、兵营等单位，只要党员人数达到三人，均要建立党支部。”在其后续的关于工农入党的规定中，简化了入党手续，缩短了候补期，党员在劳动者中迅速扩大④。1929年在党的六大代表的组成中，工人党员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在工人运动所形成的工会组织的基础上，1922年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这些组织的形成、发展和前述宣传上的措施一起促进了工人的觉醒，促进了工人运动从经济利益目标向政治革命目标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