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萧冬连,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考察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的一个重要事件。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动了乡镇企业出乎意料的高速发展?本文从历史和机制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概括地说,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农民对城乡二元体制的自我突围;财政分权体制下基层政府有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强劲动力;长期短缺的经济和局部市场的形成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机会;计划体制的松动和双轨制的形成为乡镇企业从市场获取生产资料和融资提供了条件;充足而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是乡镇企业独有的两大资源优势;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上述各种因素的耦合,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结构性因素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成就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景观。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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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427;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1)-05-0046-14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支柱:前期是农业,后期是乡镇企业。毫无疑问,乡镇企业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引擎,国家收获了一份额外的丰厚红利。同时,正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拓展了计划外市场的份额和领地,推动中国改革平稳地越过市场化的临界点。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占比达到66.4%,乡镇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比达到34.4%①。显然,无论是考察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市场化过渡,乡镇企业的勃兴都是一个重要事件。

       关于乡镇企业的崛起已经有许多研究,然而,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动了乡镇企业出乎意料的高速发展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按照西方产权理论,乡镇企业产权界定不清,它理应很难发展。然而,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版图中是最有活力的一块,比国有企业甚至比私人企业的效率还高。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一个悖论②。另有一些学者对中国乡镇企业独特的产权结构寄予厚望,认为它可以“超越私有化逻辑”③。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普遍遇到机制性困境,最终全面改制,绝大多数转为民营或私营企业了。看来,解释乡镇企业从勃兴到衰退,不能拘泥于某种理论,而应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做动态考察。本文的讨论集中于前一个问题,即乡镇企业何以在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发现正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结构性因素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成就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景观。

       一、在缝隙中生长

       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但农村副业、手工业总占一定地位,大城市郊区手工业作坊尤其发达。根据有关资料,1949年前全国“兼营‘四坊’‘五匠’的,约有1000多万人”④。从1954年开始,农村专业手工业者或兼营手工业的农民都被整合进农业合作社,他们经营的手工业作坊成为社队企业的最早来源。然而,决定大力兴办农村工业,则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当年毛泽东提出大办工业“几个并举”的方针,其中就包括农村工业化。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和自治区尽快地使本地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毛泽东当时构想人民公社应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随后,各地农村掀起办工业的浪潮,建立了一大批小型炼铁厂、小矿山、小煤窑、小农机修造厂、小水泥厂、食品加工和交通运输企业等。与此同时,一批集体工业和国营工商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公社管理,由此转成社队企业⑤。1959年高峰时,全国农村办起工业企业70万个,总产值71亿元。这种用行政手段和主要靠“平调”农民财物“一哄而起”办起来的农村工业,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不得不整体性下马。从1960年冬开始,开展清理旧账、认真退赔的工作。社办工业由1959年6月的70万个压缩为1961年的4.5万个,产值19.8亿元⑥。1962年9月通过的“农业六十条”规定,公社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但不具备条件的“一律停办”。到1963年社队企业降到最低点,其产值只剩下4.2亿元⑦。

       不过,随着农业的恢复,少数社队看到办企业有获利机会,开始自发兴办企业。如1965年,苏南地区塘桥公社的黄桥、进步、永乐三个大队集资5999元,在黄桥镇上的城隍庙联合建办了黄桥粮饲加工厂,建厂四个月内营业额就达1万元,获净利3000元⑧。1966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号召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社队企业重新取得政治上的动力。1970年10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希望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来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提出今后十年要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并要求农村大力发展小钢铁厂、小煤矿、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等“五小”工业。1975年和1976年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都要求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社队企业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公社因此办起了一大批农机修理厂,也有一些修配厂、制造厂,并且带动了采矿、建材工业的发展。到1978年底,全国已办起社队企业152.4万个,企业总收入431.4亿元,安置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社队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⑨不过,社队企业的发展极不平衡,发展较快的有江苏、山东、河北三省。江苏发展最快,到1978年底全省办各类企业7.2万多个,其中工业企业5.2万多个,⑩社队企业的收入已占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43%,在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中占到16.6%(11)。江苏的社队企业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南河网密布、交通发达,自然条件优越,农业集体经济有较好发展,为创办社队企业提供了最初的资金积累。苏南自古工商业发达,民间纺织业与造纸业尤甚,尤为重要的是有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上海是苏南农村草根工业的主要销售市场,在上海的“无锡帮”“苏州帮”等也为苏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遣返约3.3万名老工人,其中许多人有熟练技术,“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有不少知识分子与干部下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结合,大办起社队企业。以无锡县为例,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先后接收了2400多名下放干部,其中不少是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12)到1976年,该县有县、社、队工厂1800多个,其中县办的135个、社办的288个、队办的1400多个,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13)。1978年4月,《人民日报》报道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经验并配发社论,号召“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14),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一两年间,全国各地有15万多人次赶到无锡县和苏南地区参观,借鉴致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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