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育推广抗病虫害的良种，可减少病虫害发生，间接降低农药用量，具有稳定农业产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保障食品安全的三重作用。①近年来，在推动农业实现绿色发展的要求下，抗病虫良种的选育推广工作愈发受到重视。2018年7月6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明确将培育优质多抗农作物新品种及抗病虫品种区域技术示范作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就曾积极开展抗病虫良种的选育推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时期抗病虫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关注尚显不足，相关历史类研究较少。②既有的历史类研究或主要是从农业科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或重在介绍抗病虫良种选育推广的成效，均缺少对抗病虫良种选育推广相关政策的梳理，亦未将其与药剂防治联系起来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系统考察1950～1965年间中国抗病虫良种选育推广政策与绩效的基础上，总结抗病虫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历史经验，以期深化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抗病虫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认识，并对当前的抗病虫良种选育推广工作有所启示。 一 1950～1952年：备受关注，以“选”为主 新中国成立伊始，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而此时的农业生产，正受到严重病虫害的威胁。1950年，小麦条锈病从浙江到河北北部普遍发生，尤以华北平原最为严重，其中河北省小麦损失率达20％～30％；③小麦吸浆虫则在7省80余县普遍发生，仅安徽阜阳、河南南阳两个专区20个县，就有700余万亩麦田受灾，损失小麦达4亿余斤。④由于当时农药供给严重不足，⑤各地极度缺乏经济高效的除虫手段，面对病害更是束手无策。在此背景下，选育推广抗病虫良种作为一种重要的预防手段，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 1950年2月，农业部制定《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提出广泛发动群众评选良种，并明确将“抗灾抗病虫害力强”作为鉴定良种的标准之一。⑥当年4月，农业部发出《关于发动小麦选种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农业科学研究所及农场的小麦育种和病害防治工作干部深入锈病严重地区和群众共同鉴定抗病品种，作为当年推广品种。⑦5月，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局在《一九五零年小麦黄锈病(黄疸)发生情况报告》中指出：“要减少和避免小麦因黄疸病的损失，必须采用各种方法去预防，不能像过去一样，播种之前不预防，等到黄疸病发生以后再去治。”该报告根据实地调研情况，提出将选推抗病品种作为预防锈病发生的首要措施。⑧同月，农业部发出《一九五○年开展主要粮食作物的群众选种运动实施办法》，要求“小麦黄锈病严重地区，应注重评选抗锈病的品种，风灾虫灾严重地区，应注重评选抗风抗虫力强的品种”。⑨1951年，小麦吸浆虫已发展成为危害11省139县市(新疆、青海等省受灾县数未统计在内)的严重害虫。为此，1952年4月召开的全国小麦吸浆虫座谈会将抗虫选种定为当年各大区的重点试验项目。⑩同年9月，农业部在《冬小麦丰产技术试行纲要》中提出，防治小麦病虫害“要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把选育良种、改善栽培及药剂防治结合起来，全面进行预防及除治”。(11)选育抗病虫良种，被作为防治小麦病虫害的首要手段。 在上述过程中，对小麦抗病虫良种的重视，延伸到棉花及整个粮食作物上。1950年8月召开的全国棉产工作会议指出，选育良种的目标要以丰产为主，并兼顾抗病虫害等其他特性。(12)1951年5月，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在《关于粮食作物的良种普及工作》中明确指出：“在良种普及过程中必须加强抗病选种及抗病育种工作，严格种子检查验收，预防病虫传播。一个优良品种必须具有丰产、抗病、质优三个条件。品种改良不仅是为了增产，同时也是从根本上减轻或消灭病虫害方法之一。”(13) 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全国广泛开展了抗病虫良种的评选鉴定工作，发掘出不少抗病虫品种。1950～1951年间，在小麦锈病病情严重的平原省和河北省，分别评选出28个和19个抗锈病品种；在吸浆虫严重地区，也选育出不少抗虫品种。(14)1950～1953年间，山东省评选出的百余个水稻、小麦、杂粮品种中，有40多个品种抗病。(15)通过组织农民自由互换，抗病虫良种在局部地区得到初步推广。(16)例如，山东省莱阳专区黄县在1951年评选出抗锈小麦品种“大粒半芒”后，于1952年开始组织农民换种，当年推广面积达到5万亩。1953年春，该县小麦普遍发生锈病，唯有“大粒半芒”小麦发病轻，这极大提高了农民换种的积极性。当年全县即将“大粒半芒”推广至30万亩，占全县麦田面积的62.5％。(17)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抗病虫良种选育工作的重心在于“选”。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已存在较为丰富的可直接用于推广的抗病虫良种资源。这些抗病虫良种资源，有些是民国时期的科研机构选育而成或从国外引进的，有些则是数量众多的农家品种中所蕴藏的(见表2)，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在近代得到有效利用。它们极大降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选育抗病虫良种的成本和难度，使利用抗性防治病虫害成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 二 1953～1961年：关注下降，以“推”为主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农药产量显著增加，为大面积推广农药防治提供了可能。1952年12月，全国治蝗座谈会指出：“随着我国财经情况的根本好转，治蝗药械已能大量生产，给今后使用药剂治蝗提供了有利条件。”会议据此提出了“以药剂除治为主”的方针。(18)中央的植保政策由此开始向推广药剂防治为主转变。一方面，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植保领域开始出现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由于利用农药(以“六六六”为主)防治虫害成效显著，加之农药工业发展迅速，植保工作愈发倾向于以“药剂除治为主”。1953～1957年，药剂防治面积由4800万亩迅速扩大到5亿亩，药防面积五年累计15亿亩，共使用农药40余万吨。(19)另一方面，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立后，迫切需要更多的农业剩余支援工业建设，这导致农作物品种改良开始出现重“高产”轻“抗性”的倾向。1955年5月，粮食部、商业部、农业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粮食、棉花、油料作物优良品种繁育推广工作的指示》提出，粮食作物推广应“首先提倡当地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高产量作物的优良品种”。(20)这已明显不同于此前“一个优良品种必须具有丰产、抗病、质优三个条件”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