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华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悠久深厚，成为后世发展“日用而不觉”的丰厚养料。中华先民数千年来的经济生产和商业贸易实践，积累形成了勇于开创、崇学重教、和衷共济、守信慕义、锐意进取的优秀传统商业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商业活动的历史，以及在历史实践中发展出的思想观念、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都会在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绩效上留下深刻的历史烙印。传统商业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价值偏好、社群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在地域与族群中代际相传，绵延数百年，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类独特的非正式制度要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长期以来为理论界所重视，Stiglitz(2000)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发育尚未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尚未完备、正式制度尚未能最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传统文化是经济赶超的助推器。韦森(2004)认为，文化氛围的差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获得成功，而同样采取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印度经济绩效却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所在。吴承明(2014)认为，传统文化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最高层次上的约束条件，决定着发展路径的适用性与实效性；另一方面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动力基础，是引导创新和变革的“启蒙”火种。厉以宁(2018)强调，“文化可能就是生产要素中未被列入但很可能今后会被列入的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生产要素的新的组成部门”。关于传统文化因素在我国经济的影响，也积累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例如考察地区宗教氛围与企业治理的关系、个体宗教信仰对创业选择的影响(陈冬华等，2013；阮荣平等，2014)，儒家传统对公司代理效率的影响(古志辉，2015)、对居民创业倾向和民营经济活跃度的促进作用(Zhang，2020)，科举文化对当代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Chen et al.，2020)，以及方言差异对公司代理成本(戴亦一等，2016)、企业跨省经营活动(高超等，2019)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徐现祥等，2015)。 在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传统商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更直接的。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历史上的商帮、行会等经济组织，及其所演进出来的交易与生产形式，积累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制度环境、人力资本、职业观念和社会网络都发挥着长期作用，进而对经济绩效产生长期影响，成为一种独特且无形的“地域性资本”(Greif，2006；Camagni et al.，2009；Guiso et al.，2004，2015)。在我国历史上的商业实践中，演化出了海商、总商、牙商等多样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涌现出了晋商、徽商等实力雄厚的商帮组织，发展出了儒而好贾、亦绅亦商的独特商业风貌。这些历史上的商业实践及其积累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是后世经济活动的文化土壤。分析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长期影响，呈现这种长期影响的表现形式，阐释其中的作用机理，对于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文化根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选取明清商帮的兴起和活跃作为传统商业文化的代理变量，结合基于方志资料整理的明清时期县级层面的商帮数据(吴琦等，2019)以及近、当代调查与统计资料，实证检验了传统商业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长期影响。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历史、地理信息等区域特征之后，传统商业文化深厚的县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更高。结合理论阐述与回归分析发现，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相比无商帮兴起的地区，居民创业活动更为积极；长时段内各个代际的个体教育水平更高；居民社会交往更频繁、互助行为更多，民营企业资本规模所反映的地区信任环境更好，总体表现为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积累；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兴办无显著差异，但社队企业的兴办更活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民营企业发展更为迅速。另外，在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民营企业在行业领域上表现出多元广泛的分布特征，这与明清商帮的多元经营传统是相一致的。这些实证证据表明，传统商业文化在居民创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兴办和行业传统这5个角度上，通过个体、企业和行业3个层面的作用机制长期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本文是国内外首次从商业组织活动史的角度利用个体和地区层面数据实证研究传统商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当前研究传统文化长期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聚焦于历史上的社会资本(Guiso et al.，2004，2015；Zhang，2020)、奴隶贸易(Nunn & Wantchekon，2011)、殖民(Banerjee & Iyer，2005)、传教活动(Waldinger，2017)和教育(Becker & Woessmann，2009；Chen et al.，2020)等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支重要文献研究了历史上多种商业组织的文化理念、管理机制及其效率优势，如国际学者对地域性商人联盟(Greif，2006)、学徒工场(Epstein，1998)和手工业行会的研究(Hickson & Thompson，1991；De la Croix et al.，2018)，国内学者对明清商帮也进行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如张海鹏和张海瀛(1993)、范金民(2006)、蔡洪滨等(2008)、陈支平(2009)，但所有这些研究均缺乏基于翔实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的独特贡献在于采用回归分析方法，不仅发现了以明清商帮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产生长期经济影响的系统性证据，还揭示了其发生持续影响的渠道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