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9-2528(2021)10-047-008 重视对党史的总结和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而回顾党史必然会涉及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核心问题。无论是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还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郑重强调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历史意义。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必要内容。系统考察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历史演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历史进程 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同时，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依然是一项时代的重任，党对其郑重的评价将引领人民大众甚至国际社会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的认知。纵观党的百年历史可以看出，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既受到毛泽东的实践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影响，也受到党内外和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着较好的基础。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局秘书，体现了党对毛泽东的较早认可；1927年，瞿秋白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大力推介，彰显了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但是，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并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未能及时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也影响了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而受党内几次“左”倾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却在中央苏区屡遭“排挤”。及至遵义会议，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获得认同，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才被正式确认。此后，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后，毛泽东思想进一步赢得了党内认同。 1943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概念。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尤其以与第三次“左”倾错误进行对比的方式，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个层面呈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党的七大上，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1](P76)这一时期，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推动了党在历经曲折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一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道路的科学阐释使这种认识成为历史的必然；二是纠正党内教条主义或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凸显民族理论建树的现实需要扩大了这种认同的意义；三是应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关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共产国际解散的不利舆论环境使这种认可迫在眉睫。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一方面，推动了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推动了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为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实际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进一步肃清了党内错误倾向、党外舆论攻势的不良影响，树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人物的伟大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大众话语权，向外界较早宣讲了延安时期的红色革命故事。 毛泽东对他本人及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为全面把握当时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提供了参考。在全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轰轰烈烈学习中，毛泽东虽然支持王稼祥对他的评价、亲自主持了历史决议的拟定，却明确表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他的账上而不提其任何缺点是“考虑到党的利益”，[2](P284)强调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很多同志的正确思想集合而成的”，[3]甚至拒绝吴玉章将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的提议，[4](P303)还抵制王明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的提法，指出毛泽东思想“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5](P196)这些努力，体现了毛泽东对党的领袖人物与中央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代表了党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度评价。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在新中国成立后，充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影响，是巩固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在社会层面实现意识形态破旧立新的迫切需要。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引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丰功伟绩是其领导地位进一步被认同和巩固的坚实基础；不断被丰富的毛泽东思想彰显出科学的理论魅力，《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发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篇章的宣传，成为党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有利条件。对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作用的认同，实现了由全党向全国各族人民范围的拓展。在全社会高调宣传毛泽东历史影响、人民群众广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同时，受苏联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解释者自居和1948年南斯拉夫事件的影响，我国一度在公开场合中断了“毛泽东思想”提法的使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也一度走向曲折，如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毛泽东思想国际性的强调超过对其民族性的阐发。但党在这一阶段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整体上也有发展。如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通过批判将领袖个人与领导集体作用对立起来、割裂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庸俗化对待毛泽东思想等做法，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认识和评价中的错误倾向作了不同程度的抵制。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狂热氛围中，一再反对对其地位和思想的过高评价和片面宣传，曾表示“四个伟大讨嫌!”，且主动声明由于国情不同，其他国家共产党要注意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情况相结合。这些阐释，再次彰显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国际性辩证关系的理性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