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2)01-0143-10
让我们先从一个案例说起。2021年1月,40万人口左右的吉林通化市,确诊了200多例新冠肺炎病例,在封城情况下,该地生活保障出现物资配送、人手不足等问题,部分居民断粮断菜、老人断药、婴儿断奶粉等。但该地疫情与生活困难似乎并未得到社交媒体的充分注意。于是网上开始流传呼吁舆论关注的文章,其中一篇阅读量10万+的微信公众号文章《40万人口的东北城市确诊200+,紧急封城面临断粮,能给个热搜吗》(2021年1月24日),在叙述了通化当时面临的生活保障困难后提问:“魔幻的是,各大平台过去这么多天居然没有热搜”,质疑“为什么大城市里几例确诊就有了热搜,而通化200人却几乎没有报道,无人问津”,呼吁“在吉林人连续数日的紧急求救之后,舆论终于有了一点起色,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到这个疫情已经非常严重,却连基本报道都没有的小城”,文章最后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明星代孕、生子传闻等“吃瓜”背景感慨,“最后,我也理解大家爱吃瓜的心情……说真的,和明星那点破事相比,人命关天的事真的重要太多了!”①
该案例生动折射出社交与智能媒体时代公众舆论注意力的分配问题。上述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所不满的,是相对频频冲上“热搜”的其他事件,吉林通化的疫情未能得到充分的可见与关注,很多人无法“看到”通化,也就制约了对通化的关注。舆论关注既有扶危济困的社会正义,亦关涉社会资源与抗疫资源的调配,具有实质意义。在此呼吁中,“能给个热搜吗”成为题眼,体现出算法驱动的热搜正成为当代公众舆论注意力的重要载体与依托。在信息高度丰裕的时代,通化疫情并未赢得天然关注的背后,是智能时代获取可见性与注意力的新机制和新逻辑。
本文将从理论上阐释将舆论理解为可见性与注意力的分配与竞争过程,在新传播形态下,平台和算法正在重塑可见性实践的新机制,智能时代舆论的基础逻辑因此发生历史性转换,我们需要理解这一转换发生的媒介逻辑,并基于此重申智能时代的可见性与注意力正义。
一、作为可见性与注意力分配过程的舆论
舆论是公众对于公共议题、事件或人物的意见表达与讨论过程。这一界定隐含了一个习焉不察的前提:特定议题、事件或人物必须首先“被看见”,即具有在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根据汤普森的界定,“可见”意味着“什么能被看见,什么能在视野中被感知”,不可见则意味着被隐匿。[1]从这个意义上说,“被看见”是舆论展开之基础。可见性与注意力一体两面,“被看见”需要以注意力为基础,亦需要赢得持续的注意。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上,只有从个体注意力汇聚成集体注意力,舆论才能形成,才真正具有公共空间的可见性。因此舆论可以被理解为可见性与注意力分配的社会过程,可见性与注意力本身构成一种极重要的社会资源。
正因为可见性关乎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分配,它不是单纯的视觉展演过程,而是权力的实践过程,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根据戴扬的观点,可见与公民基本权利有关,包括被看见的权利、以公民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以及赋予可见性的权力。[2]以中国社会场景中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为例,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社会舆论的关注,才能推动相应公共治理的进步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农民工群体不但需要获得被看见的权利,而且应当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被看见,表达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而不是仅作为关怀对象被外在化地看见,他们也因此需要自身能够参与传播、设置公共议题。如后文所述,这也与社会与媒介演进相伴共生,可见性曾经只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与权力,随着社会与媒介技术的进步,可见性成为普通公众可接近的权利。
可见性的前提预设是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无论在个体、群体还是社会层面,作为个体认知、行动与决策资源或社会公共资源,注意力容量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放大。因此初始的可见并不意味着注意,而不受注意也无法进入舆论过程,可见性存在竞争,核心是注意力竞争。“通化案例”所显示的,正是特定时空可见性与注意力的竞争。
可见性具有高度的中介化与媒介化特征。进入现代性,可见性的实践不再由身体在场的面对面展演主导(尽管身体始终未从可见性中退场),而成为中介化可见性(mediated visibility)与媒介化可见性(mediatized visibility),前者强调媒介成为可见性实践的载体与中介,后者强调可见性逻辑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尽管未必直接使用可见性的概念,但传播研究蕴藏的一条历史线索就是将分配可见性与协调集体注意力视为媒介的重要功能。在可见性与注意力的竞争中,传媒扮演核心的调配角色。从李普曼提出传媒可以构建“拟态环境”,到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的经典论文《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组织化社会行为》中,就指出媒体的核心功能是赋予地位,也就是赋予可见性。新闻生产社会学的传统中,“把关”等理论揭示了传媒是如何从大千世界发生的事件中,基于新闻价值、生产常规、组织惯例、制度、文化等社会控制机制选择性地赋予其中特定的事件以“可见性”。议程设置理论进而聚焦认知效果,指出议题重要性排序从媒体向公众传递,其实就是指媒体具有对不同议题公众集体注意力的分配功能,并进而成为公众舆论中评判政治体系和人物的标准(引爆理论,Priming effects)。如果说议程设置主要聚焦特定议题“被看见”和“被注意”,架构理论则指向“以不同的方式”被看见(框架竞争),“沉默的螺旋”则意味着传媒赋予特定意见更大的可见性,而遮蔽另一些意见的可见性,由此造成意见气候的感知并进而影响表达行为和现实舆论生态。从这个角度看,舆论研究与大众传播效果的理论发展紧密勾连——其核心即阐释传媒如何组织、分配公共议题及其意见表达的可见性与集体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