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1.011 既有政治价值的失效和未来政治规划的缺失已成为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最严峻的问题。虽然全球化促成了高度融合的世界共生体系，但是它亦导致了多面向的“分化”和“混杂”[1]，“世界主义”理想只是一种乌托邦幻象。民族—国家这一意义实体在全球化的“历史转型”中面临被冲击和消解的威胁，其功能逐渐被“世界主义”“亚政治组织”以及各种国际组织分化、替代，[2]而遁形于背后的资本主义黑影若隐若现。 在后疫情时代，这种资本主义的分化和消解力量并未减弱，而是增强了，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以及强化国族认同重新成为重要命题。作为一套凸显国家“总意志”的观念和价值表象系统，国家形象可以被视为现代国家的“核心神话”，是对“国家”这一“至尚”主体的符码表征和意义阐明。它在综合国家实体存在与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建构着民族—国家想象的“绝对领域”，并在不断的意义书写和价值碰撞中引导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巩固和强化这一“至尚”主体。因此，重构国家形象的伟大神话是更新民族想象、传播民族精神价值、进行文化政治动员，超越以“大规模单向说服”为主导的共识生产机制，培植国族核心价值观念和认同的重要软文化路径和国家修辞策略。 民族想象的更新与重新赋义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阐释了现代民族的概念：“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民族不是单纯由地域、种族，抑或语言、习惯粘合在一起的生存联合体，而是与现代主权国家相伴生的政治粘合体，其实质是建立在国家共同生活基础上的精神混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基础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民族内部公众的认同与支持，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公众的理解和评判成为它维系和发展自身的生成性力量，而公众的认同和支持取决于这个共同体如何被想象以及赋义。想象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愿望支配形式下的认知图式，这一“愿望”或者是对事物“应当如何”的认知与反思，或者是带有集体意识形态色彩的神秘向往。 在全球化语境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遭遇“民族想象”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这一问题。 其一，“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化即是将直接性的空间殖民转向间接性的“后殖民”，这种以“文化”为主导的新殖民主义无时无刻不暴露出以扩张为本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同样以扩张和工具理性为本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民族—国家的分化和瓦解企图。历史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史本身就是按照“西方征服世界”的逻辑构建的，其存在不过为这种“征服”提供了“合法依据”[5]。萨义德的研究亦揭示了这一秘密：“欧洲所要做的就是继续使自己成为瓦莱里所说的‘一种强大的机器’，尽可能地从欧洲之外的地方吸取营养，从心智上和物质上将一切转变为自己可以利用的东西，使东方维持一种经过选择的组织化(或非组织化)状态”[6]。在全新的“世界工厂”架构中，第三世界国家再次沦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牺牲品”，他们在看似“公平”的竞争中被迫提供生产空间、能源和劳动力、以及“消费市场”，其文化和精神则在全球资本宰制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中遭遇价值冲击和想象力危机。“历史终结论”和“民族—国家死亡论”[7]暴露了全球资本消解第三世界国族认同的居心，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说为这一事实提供了精彩注脚：“民族不仅是一种文化组成，一种归属感和共享的传统，而且也可能基本是一种法律—经济结构。结构的衰落的结果可以清楚地按照一整套全球的法律—经济实体的演进过程予以追溯，这些实体诸如关贸总协定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逐渐让位于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机构，民族文化和国族归属感将被“法律—经济结构”所替代，这便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崛起的过程。全新的“帝国”建制本身便是一次全球资本的狂欢——权力依然隶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通过经济强势和文化强势操控各类国际组织和机构，以新的方式延续和推进资本的扩张和殖民。于是，真正终结的就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被资本主义经济权势和法律体系所蚕食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 其二，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控制逻辑——它既肯定自身，也否定自身，对立面、矛盾和否定因素不是通通被它拒斥和敌视，而是被收编、重组为有效组成部分。这一超级文化逻辑即“资本主义文化陷阱”。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反思性，展现出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成为征服弱势文化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摒弃了内向和封闭的结构，以敞开的姿态吸纳更多民族—国家的声音，在多元文化的交织、融合，以及对抗中构造出看似文化共生的“奇观”。这超越了马尔库塞所说的“肯定的文化”和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也僭越了詹姆逊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桑塔格所倡导的“反文化”[9]，强有力地将自身构造为一股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相适应的“文化新势力”。 在这副开放、包容的面孔掩饰下，通过倡导自由、排斥管制，强势“资本主义文化”获得了在全球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层面的绝对领导权，其终极目标是宰制第三世界国家，削弱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恢复资本主义“空间殖民”的扩张实质。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即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即便它对资本主义新式文化扩张秉持强烈批判论调，但如德里克所言，后殖民主义理论仍是“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组成要素”[10]，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隐秘的“同谋关系”。因为，多数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视域依然未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第三世界悲天悯人式的观照和书写仍是“中心”对“边缘”的想象和建构，其批评和反思不仅未能为第三世界的全球化发展路径提供有效养料，反而将其民族想象纳入资本主义文化陷阱。这即是说，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文化陷阱”透过诱惑、收编、融合、同化等策略，不是放松而是加强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宰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想象不仅没有摆脱欧美文化霸权的钳制和操控，反而在西方“大他者”阴影下遭遇危机。其直接恶果是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与想象的干涸和枯竭，而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中，势必引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连锁反应：丧失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滋养和想象力，依赖于持续性文化供给和补养的资本主义文明本身也将面临创新不足、想象力贫乏。 如何应对“民族想象”困境？如何为其注入持续的活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神话是滋养和更新“民族想象”的重要源泉。杜赞奇对关帝神话的研究或许能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帮助，通过分析关羽的形象流变，他敏锐地发现，政府对关帝神话的“控制”，目的在于激发和引导民众的神话想象：“国家确保其控制的方法，不是消除这一神话中不能直接与官方说法相符的那些符号，将关帝塑造成一个忠于国家权威的武士，而是将关羽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帝国守护者的范围。他成了守护者们的守护者。因此，这一举措使关帝拥有了直至20世纪仍占据民众心灵的多面形象：他是英雄，既是保卫者也是施予者，他是武士，既忠于政府当局又忠于自己的义誓。”[11]关帝形象不断被注入新的政治和文化意蕴，并延展到“社会深处”，通过官方与民间想象的持续发酵，形成具有特殊意识形态内涵的神话和隐喻，成为官方动员、团结民众，达成精神共识的有效工具。在柯文对义和团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结论：“对过去的神话化有许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或许可被称为‘普遍型’形式，是指各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头脑中贮存的大量历史形象的神话化。”[12]在任何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都可以清晰地辨识出“神话化”的作用，民族的“过往历史”总是借助神话的想象力不断被激活和重新赋义，柯文称之为“被神话化的过去”[13]。于是，历史事件和民族精神常常沉淀为神话，持续发挥支撑和滋养国族想象、激发和巩固国族认同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