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国际传播”并非一个价值无涉的概念，也绝非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根据语言学的符号研究方法，国际传播可以被拆解为“国际”与“传播”两个词汇，因此国际传播可以从多个面向来进行解读。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建构的主要行为体，也是现代国际传播概念和实践的基础。而“传播”一词在15世纪时其词性是“表示行动的名词”，意指“使普及于大众”“传授”的动作，直到17世纪末，“传播”一词才引申出了“传播媒介、通讯工具”的意涵。[1]因此传播不仅作为人类之间信息交换和相互了解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环球大航海活动对于新大陆的发现，使得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到了全球交往时代。1640年，基于欧洲区域性交往经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将“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国际传播得以形成于这一以地缘政治和文化差异为区分准绳的国际交流交往规则。基于此，国际传播格局的划分和国际传播秩序的确立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影响。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的历史表明，处于贯穿整个现代史的资本扩张、大国协调和文明冲突是一个长时段历史变化的绵延过程，这要求国际传播研究回到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中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结构性调整，重新把握国际传播概念诞生的历史事实，对照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具体问题意识，以此重塑中国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实自觉，从而生发国际传播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再阐释。[2]那么，如何在全球视野兼备关照本国国情的立场上调适国际传播实践，需要回到概念旅行的意义上对国际传播的定义和研究领域加以重新的界定。[3] 在知识生产意义上，清晰界定“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这样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性、实践性的话语的内涵与外延，并在持续演变的国际交往环境和不断迭代的媒介技术环境中予以修正，并非易事。对此，学界一直在努力中。国际传播指的是超越国界的传播，[4]即围绕民族、国家等行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活动。[5]关于“国际传播”一直以来存在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方式，广义的国际传播指跨越国界的信息交流现象；而狭义的国际传播则特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国信息交流与传播活动。[6]广义的国际传播指通过个人、群体、政府等社会主体跨越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地理性政治边界或不同文化群落区隔之间关于价值、态度、观念的信息传递活动。[7]而在引入中国的早期，国内学界关于国际传播概念的界定采用狭义定义居多，且均强调大众传播媒介。[8]狭义的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面向他者进行的跨国传播或全球传播实践。总之，当时的国际传播学研究围绕大众传播这一特殊传播现象与活动而展开，[9]然而局限于大众传播媒介则意味着传播主体被限制于国家政府范围内，这一界定强调国际传播的目的性，因此可以被视为国际政治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10]“作为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可以理解为以现代传播技术手段克服国家间政治壁垒和文化间交流障碍、通过与对象国公众的沟通来影响其政府对外政策的国际政治形态。”[11]狭义的国际传播过于强调世界信息流动中大众传播的相关范畴，虽然这样的做法可操作性强、难度也相对简单，但是视野过于狭窄，“有失全面”。[12]英国学者达雅·屠苏关于国际传播演变的分析揭示了全球传播软硬件资源优势国家对世界信息资源的统治现象，以及信息资源相对贫瘠国家对前者的依赖现象。即便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看似带来了某些“运用自身话语特色的角色团体”的产生，但国际传播中最核心的“统治性”与“依附性”在其概念演化过程中得到了延续。然而全球进入一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使得现实世界将以数字形态纳入人们的认知范畴，国际关系正在进入进一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型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13]探究国际传播学科的走向、逻辑与路径，需要回到学科体系中的“元概念”去探寻答案，[14]国际传播的内涵与外延正是在这条逻辑理路上延伸着其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的新的想象力。 一、实践渊源、概念生成与其脉络 传播是衡量文明的标准，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扩大了其对传播的需求，国际传播从现实实践层面到抽象概念层面的发展本身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演变。在宗教的全球传播、资本的全球扩张、战争的发生与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理念的全球扩张等动力机制下，国际传播发展出不同的形态。但是其作为一个知识和概念锚定及其全球旅行受到了更多和更加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包括知识生产机制、学科发展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从而呈现出更加纠缠和错综复杂的面向。 作为实践的国际传播其起源并不明确，[15]实际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活动古已有之。古代传统的信息跨国活动都属于国际传播的范畴，包括外交活动如各国互派使节、首领会盟，或者民间往来如远洋贸易、海外传教、跨境移民、长途旅行、对外战争、航海探险等。随着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和不断深入，信息的跨国界流动成为人类全球性活动的基本形态之一。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资本主义全球殖民扩张促进了国际间的贸易往来，进而推动欧陆大地上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从而有力促进了传播的国际化。从人类传播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传播乃国际社会沟通交流的通道以及国际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16]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降，“民族国家”原则的确立使得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际交往与信息传播实践成为现代意义上国际传播的起源。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以及殖民运动时期大规模的信息跨越地域、国界流通的历史现实成为当时国际新闻报道的主题和国际传播研究的对象，而有关国际局势的报道和相关的国际传播研究也成为世界全球化的早期探讨。19世纪，电报的发明和资本主义帝国对外扩张的加剧加深了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因素与全球传播系统的融合。 国家对传播活动的大规模介入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国防军第二号指挥官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认为一战的战争本质已经不再“多样性”，而是基于维持民族生存目的而动员整个民族力量的“总体战”，为此国家名正言顺地控制媒介在国内、国际范围进行大众劝服，宣传战作为“破坏活动”可以在敌国人民中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17]英国的战时对外宣传和物理切断美德之间的海底电缆等宣传战、舆论战，成功影响了美国对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并架空了美国与世界的联系，最后成功拉拢美国参战。而美国的战时政治决策被证实受到了基于战时宣传的考虑与公众舆论的影响，“宣传机构与立法机关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行政部门可能会利用舆论刺激公众以支持自己的政策来达到约束立法机关的目的”[1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快了国际传播发展的步伐，尤其在美国，国际传播的问题不断增加，而这正是由于世界贸易和全球传播时代背景下美国领土依然处于扩张状态所带来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由于美国公民身份的多样性和世界性，美国的外国邮政服务相对而言实际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重要。这是美国商业的长臂，借助于将我们与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感情和利益的纽带，它正在逐渐扩大其业务范围，对邮件和包裹邮件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美国国际传播的诞生主要有两个原因：早期的美国人大部分都是从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的，与母国保持联系的需要使得美国不得不大力发展跨国电报事业，尤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同时由于美国是联邦共和政体，十三个州各自独立又彼此牵制且都受到美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因此十三个州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央政府在国家政治事务的沟通协同成为美国得以正常运转的关键，州际与州国之间通信的畅达也迫使美国加快发展远距离通信传输技术。因而，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早期国际传播事业不仅要解决国际交往问题，也是其国内交往的必然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