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认知无奈与实践沼泽: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叙事重建

作 者:
姜飞 

作者简介:
姜飞(1971- ),男,河北昌黎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传播思想史、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编辑之友

内容提要:

在深入认识传播技术革新和传播理论阈限呈现的巨大思想张力基础上,经历了跨文化传播思想史语境前置、实践问题语境错置和全球传播实践主体空置的尴尬之后,全面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探索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成为一个目前隐而未发但迟早要发的问题。笔者不揣鄙陋,对既往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批判,对这个领域的认知无奈和实践沼泽进行了深描,对跨文化传播领域理论性变迁和学科自觉做了探索性建构,进而从叙事重建的视角呼吁是时候开启跨文化传播学建设,商榷于领域方家。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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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1-006-10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1.001

      一、问题意识和研究缘起

      人是文化边界的凝结体。所以,任何视角下的跨文化行为均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为始终。由此,个体与家庭、学校、教会、机构、组织、地区、国家等社会空间单位的耦合和互动,衍生出人的集合(群体)性互动,带有个体的特质但又超越个体生成了一般主体特性。进而,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交流,除考虑个体特质因素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变量,如空间、时间(历史、朝代)、权力(技术、资本、政治)、文化(语言、种族、习俗、宗教等)等构筑的文化边界。

      迄今被称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大体上是上述个体、组织、国家/地区三个主体性维度视角上,综合考虑多元变量要素基础上个体/主体跨越文化边界的行为实践与理论思考。具体到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朝向某种思潮或者理论的过程中,还需考虑几个超级变量:研究主体——谁来研究和谁跨越谁;问题意识——谁的问题以及研究范式决定了问题解决朝向的方向;技术/通道——特定时间和空间背景下,任何研究范式下,信息在不同文化边界间的运动都涉及一个共同的均质性问题,就是信息传播技术和通道状态。

      如对于传播问题的认识决定了跨文化多学科维度中共同的词根——communication翻译的角度,也决定了其背后理论原点的落点。如果将原点落在语言学和教育学,形成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与实践;将原点落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形成有关跨文化交流的理论与实践;将原点落在新闻学和传播学,形成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不同学科维度代表(或呈现出)不同研究范式的侧重点,形成比较、民族志/种族志和哲学三大范式。

      超越学科视野,将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置放到全球和国际关系视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建构过程和结果也需要敏感地意识到其自身的“五W”:第一,主体(who,for whom)——谁跨越谁,谁针对谁建构的理论;第二,时间(when)——什么时候/时代背景下建构以及理论时间有效性问题;第三,内核(what)——任何人谈及的跨文化传播(交际、交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形成什么研究和实践框架;第四,适用地区(where)——这个思潮或者理论从哪里衍生出来,又能适用于什么地区,理论的空间适配性问题;第五,原因(why)——为什么会在上述特定的“五W”语境下诞生这样/那样的跨文化理论,为什么他者的理论可以像联合收割机一样在全球语境化传播,为什么特定理论已经失去理论解释力,而实践指导力依然被特定主体援用,理论作为实践经验和问题意识的概要与提升由特定主体假以时日生成的过程,为什么被统一到特定的理论生成机制(话语)下甚或需要加大精神药剂(理论自信)才可以复苏。

      还有专业之上的视野,就是超越学科,超越地缘政治和国别的人文视角。理论上,似乎有理由、有信心在任何一个阶段和节点上面向任何主体说:跨文化传播(交际、交流、交往)就是信息借由多元化渠道(媒介)在全球跨越边界的流动行为。只是上述这些“五W”要素,原本应然性、自发性促进信息流动和理论提升的要素,本可以无目的而愉快地奔向一个近乎美学的客观行为(结果)——文化对话、文化和谐共处。但事实上,这一跨文化传播哲学或者美学目标,缘何被搁置、规制、分裂、随意援用而又随手抛弃,致使跨文化传播研究(学)像个孤儿一样飘荡在语言学、教育学、国际关系、新闻传播学、哲学等学科的边界,似是而非地被述说,若有若无地被建构。是否需要一种勇敢的行为点破跨文化传播这种存在状态,为进一步的理论提升(进行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建设)和实践导引化作碎石委身铺地,以期涅槃重生?

      二、既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化批判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和传播格局,综合实力拉开差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界定产生某种程度的话语张力,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看,需要在反思历史、反思话语、反思知识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的基础上重树历史观,进而指导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如中国已经在经济总量上达到一定程度,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何与世界范围内中国的老朋友求同存异,增加共性,消解西方媒体嵌入的文化认同压力和张力,演变成跨文化传播的重大理论方向。中国在具体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上是否能够有文化自觉,深刻认识并将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实践障碍归约到认知层面的自我问题,是否深刻批判殖民主义导致认知层面的文化前置,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共同经历的被殖民被压迫的历史,同这些国家一起批判殖民主义非人性的历史,变得无比重要。跨文化传播实践的成功源于思想和理论上的深度批判,与时俱进,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方可部分消解历史语境的“毒性”,规避观点和实践的错置,规避语境搁置带来的传播指导思想混乱,规避语境悬置带来的国际传播方向走偏,规避语境前置带来的新的奴役和发展道路方向的原地打转,为重建传播格局和重塑话语做出探索。

      1.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认知无奈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作者彼得斯认为,“交流是两颗脑袋借精细无误的符号手段产生的接触”,[1]其落脚点是接触,包括肢体、语言和思想衍生的符号,通过人际、组织、国别/地区范畴实现。彼得斯将交流界定在接触的层面而没有说是交融、交汇或共同体,表现了他对于交流/传播的消极认知侧面,一如其英文标题——Speak To The Air,翻译为“对空言说”或者“交流的无奈”都很恰切地再现了作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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