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美国因朝鲜战争对华实施禁运。香港当时虽属于英国管治，但也包括在禁运名单中。禁运使得香港转口港地位受到很大冲击。虽然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政策曾一度放宽，但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JCS)在获得美国国防部(The Defense Department)支持后下令发起新一轮对华禁运。①冷战格局的变动使得60年代香港经济有转型的需要。 在“危”之外，冷战同时也为香港提供了新的机会。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1949年后陆续从中国内地迁往香港的南来人口为香港带来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技术和人力。②而在美国层面，由于冷战是一场“共产世界”与“自由世界”的竞争，美国一方面试图通过禁运，将香港从与中国内地联系的贸易体系中剥离，另一方面也希望将香港发展成隶属于美国太平洋经济体系的工业据点，以此证明“自由世界”相较于“共产世界”的优越性。这意味着，美国将在香港投入资源来实现其冷战战略。根据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档案(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截至1960年，将近200家美国公司在港派驻工作人员。③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限制香港产品时，美国不应该限制香港产品的发展，因为此举将“增加香港在自由世界的孤立感”。④美国用大量投资来促进香港制造业的发展，香港的产品则会供应美国国内市场和美军在亚洲的补给。⑤此外，美国也欲借机塑造一个“香港制造”的品牌来与中国内地的产品在全球竞争，以压缩后者的市场。⑥ 这一时期，香港面对冷战带来的“危”与“机”，而最终形成的一套工业体系十分特殊，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iles)显示，“香港工业”主要以纺织业为主。⑦在这一以纺织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中，美国扮演投资、技术和市场的角色，香港作为工业制造中心，而日本是香港纺织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地。⑧这种组合背后起作用的并非是市场，而是政治。 现时学界关于香港工业化的探究基本以“自由放任”为焦点，分为支持或反对两派。但就其探究的框架来看，还是以英-港的殖民与反殖民为框架，较少将美国和冷战等因素纳入来分析20世纪60年代香港工业化的发展。60年代正是美国以“现代化”理论为意识形态基础构建其全球体系的重要时期，美国一面对抗共产主义阵营，另一面则逐步取代二战前的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亚洲地区的工业化正是在美国“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现有研究忽略美国及其“现代化”战略对香港工业发展的影响，不可不谓是一种缺失。有别于现有研究，本文将从美国冷战“现代化”的新视角出发，以美国推行的香港教育工业化为具体案例，探究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以及60年代香港工业化背后更大的区域战略和更多元的政治势力互动。 下文将首先回顾现有研究，分析其中“自由放任”的赞成者与反对者所要回应的政治语境与其立论的“现代化理论”范式。接着，探究“自由放任”神话背后美国印太现代化战略对香港工业化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第三部分将结合一个被中文学界忽视的计划——“卡拉奇计划”(The Karachi Plan，中文学界通常只关注到此计划关于免费义务教育的倡议，但该计划曾举办多次会议，免费义务教育只是其中的议题之一，其他议题还包括教育与工业化的关系、人力资本的专门化和教育在国家整体发展计划中的角色等，其主旨是设定长期的教育计划和关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计划)，探究美国如何将香港从中国连接世界的转口港转变为对抗“中国制造”的工业中心，在此转变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外国政府借助香港华人网络⑨直接参与了港英当局官方政策的制定。以往研究忽略的是一些表面上由港英当局成立的机构，其官方报告书的核心政策都是由美方人员主导制定的，即美国直接进入其官方组织并主导决策，在港英政府的治理之下推行美国模式。最后，本文将从管治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的角度出发，探究英国这一寄希望于香港以维护其原有殖民体系的“旧帝国”对美国借“现代化”扩张“新帝国”的迎拒。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以反殖民为正当性，其推行地区大多已经摆脱欧洲殖民统治，因此现代化理论也不曾重视欧洲“殖民主义”与美国“现代化”共存的问题。香港是亚洲在20世纪60年代仍旧保留殖民统治的极少数地区，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英国殖民政府如何回应美国现代化，又如何通过对香港不同华人群体的政治操作来更新工业化转型中殖民管治的合法性，也揭示了英国旧殖民主义改造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独特议题。 通过以下这三个部分，本文将揭示“自由放任”宣传表象之下的香港当代政治经济体制，也进一步对现代化理论作补充。 二、香港“自由放任”的论争及其现代化论述 现有关于20世纪60年代香港工业化的研究，第一类学者如曾锐生(1959-)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以港英当局的“自由放任”政策来解释香港工业化的成功。在曾锐生⑩和弗里德曼(11)的论述中，港英当局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与健全的法制，但不用政府力量去干扰经济活动的自由开展。第二类学者如陈卓华(生卒不详)和陈方正(1939-)并不认同港英当局60年代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政策。(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