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21)05-0134-20 DOI：10.19561/j.cnki.sas.2021.05.134 侨汇作为近代中国外汇的重大来源和抗战资金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对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法币币值、购置抗战武器装备、维系闽粤侨乡经济和上千万侨眷生活有重大意义，“该项汇款通路之畅通与否乃华南居民之重大社会问题，同时该项汇款之外币落入何方亦为关键所在，因其与日军占领区对外物资之购买力以及国民政府抗战能力之消长具有密切关系”①。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侨务大省广东②作为我国侨汇的主要流入地和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其战略地位愈发重要。由于抗战以前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属国家行局在广东分支机构数量过少且实力有限，中央银行未能承担起领导广东对日金融作战的重任，广东省银行(又称“粤省行”或“省行”，笔者注)作为华南最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事实上成为粤省对敌金融作战的执行机关，是侨汇流入粤省的重要官方渠道。然而，私营性质的侨批业③却长期主导着潮汕、兴梅、海南等地的侨汇经营。因此，如何疏导、沟通粤省侨汇并将之纳入官方渠道就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及粤省地方当局为争取海外侨汇资源以赢取抗战的全面胜利而必须解决的重大金融问题与社会问题。要达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在尊重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基础上，争取和团结私营侨批业。针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对拓宽抗战史及金融史研究意义重大。 目前，学界对粤省侨汇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家行局方面，对在粤省侨汇经营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广东省银行的探讨明显不足。如新加坡学者张慧梅博士探讨了1939-1945年潮汕与东南亚之间的侨汇流通及其背后的传统与人文网络④，戴一峰教授探讨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和侨批局在侨汇市场的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共生等多重关系⑤，以上研究在讨论侨汇问题时主要侧重于国家行局方面。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到广东省银行在侨批业中的作用。例如，陈春声教授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广东省银行与潮属侨批局的合作代理关系⑥；新加坡学者李小燕博士论述了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和水客之间的合作⑦；袁丁教授考察了汕头沦陷后广东省银行在沟通潮梅汇路中对侨批业的联络和借鉴⑧。美国学者Lane J.Harris虽没有直接论述广东省银行和侨批业的关系，但其有关邮政机构对侨批局经营网络及商业模式的学习和借鉴的成果⑨对本文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焦建华教授系统考察了近代侨批网络与国家关系，指出侨批跨国网络的松散性和脆弱性，即它必须寻求国家合作，由于侨批网络与国家谈判的筹码非常有限，国家在两者关系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⑩。这一判断很合理，对本文颇具启示和参考价值。然而，该文主要论述的是平时状态下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侨批网络(主要是侨批局)关系，对战时状态下私营侨批业与具有地方背景的金融机构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水客在其中所扮演的地位和作用，均未涉及。因缺乏一手史料的支撑，有关东兴汇路的研究(11)多集中于论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批局和邮政机构的贡献，对扮演重要角色的广东省银行的论述较为薄弱。 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近代侨汇档案、广东省孙中山文献馆馆藏的省行内部工作报告为主要依托，以笔者对魏启峰批局后人的电话访谈内容为辅助说明，重点考察华南抗战(12)时期广东省银行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私营侨批业在侨汇的揽收、中转、解付等方面开展合作的成因、机制、成效及制约因素。 一、竞争与利用：华南抗战前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关系概述 广东省银行的前身可追溯至1924年8月15日在广州成立的中央银行。广州中央银行由孙中山亲手创办，自成立起，该行就享有发行纸币、代理国库及代募公债等特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别设中央银行于上海，广州的中央银行遂于1929年3月1日奉令改称广东中央银行，因对前中央银行发行之纸币负有兑现之责，故仍加上“中央”二字；因其资产由省库拨付，纯属省立银行，为循名责实，划清界限起见，1932年1月1日再次奉令改组为广东省银行(13)。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广东省银行的发钞权收归中央，“往者以发行钞券为主体之原则已不适用”(14)。为此，该行在1937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行务会议上将侨汇业务作为未来发展的主业以及商业化运营的突破口。然而，在潮汕、兴梅、海南等地以及南洋广大侨居地社会的侨汇经营中，私营性质的侨批业却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一)侨批业对广东省银行的借重与利用 私营性质的侨批业由于长期根植于南洋各地和华南侨乡，从而形成了遍布海内外的侨汇经营网络和独具特色的经营模式。作为一种私营性质的企业或个人，侨批业开展侨汇经营活动旨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在官方邮政和银行介入侨汇业务后，为节约运营成本和化解经营风险，其有意将侨批的承转环节交由邮局承担，侨款方面则依托新式银行进行转驳、调拨头寸。在1938年10月之前，粤省侨批业依然能独立经营，因此其对广东省银行更多的是一种借重和利用。 由表1可知，相比于“老牌劲旅”侨批业，广东省银行在粤省的侨汇经营格局中可谓“微不足道”。因此，对于该行介入侨汇经营，侨批业不仅没有将之视为威胁，反而进一步借重和利用粤省行在广东的金融枢纽地位为其提供转驳侨款、接济头寸等服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潮汕、海南两地侨批业一度因缺乏法币头寸而无从分发侨批，影响国计民生和抗战尤甚。为此，两地的侨批业通过跨国网络和机制化运作，积极寻求与公办行局进行合作。1937年8月22日，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先是电请财政部“迅令该行(粤省行，笔者注)筹足国币，特供批局分别汇交购买，就中一元头国币最适合分批之用，尤应尽量供给以维侨眷养赡”(15)。继而通过跨国网络趁势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新加坡潮侨汇兑公会和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其后新马地区著名侨领、会馆总理李伟南转呈财政部长孔祥熙寻求支持。为此，财政部要求粤省行会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妥筹办理(16)。其后不久，琼属侨批局通过海外同业——新加坡琼侨40间汇兑同业将之反馈至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其后该会常务主席陈开国函请粤省行多备国币以便应付侨汇(17)。财政部之所以支持侨批业的诉求，主要出于争取抗战资源的现实考量。潮籍侨领李伟南为此积极奔走，既是作为新马侨领的职责所在，也是因为其家族在侨批业上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18)。可见，在战火大规模波及粤省前，当地侨批业在捍卫自身利益时，可以充分依托同业组织与跨国网络，通过调动海内外的资源而大大提升其对外交涉的能力和成效。他们之所以积极拉拢粤省行，主要是因为相比于国家行局，该行在调拨头寸方面存在明显优势。日军封锁潮汕沿海后，中国银行等国家行局试图通过海运及同业调运法币头寸而屡屡受阻，粤省行却能依托地方武装和该行分支机构遍布潮汕各地的网络优势，改从陆路调运四十万法币头寸分赴汕头、梅县、潮安等地接济应付华侨汇款(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