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21)03-0068-15 DOI：10.13469/j.cnki.zgshjjsyj.2021.03.007 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在1942年7月19日的社论中说道“敌人一方面把法币自敌占城市排出，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被排出的法币进行其对根据地金融经济的大破坏，这种破坏对根据地的影响比几次扫荡还要严重，甚至有使某些根据地坍台的危险”，①可见日伪法币倾销给山东抗日根据地带来的危机。“排法”斗争便是中共对这场危机的因应。“排法”是中共以北海币取代国民党法币，建立独立可控区域货币市场的运动，借以消融日伪法币倾销对根据地造成的冲击。以往学人提及“排法”，②多掩盖于货币斗争之下，未有专门论述，对其复杂与多面也缺乏详细阐述。实际上，货币斗争是在敌我货币均有特定使用范围前提下，双方通过控制货币价值和发行数额等相关因素进行的博弈，对方的货币在本区内不存在“合法”地位。而“排法”是改变区域内原本存在的多种货币均“合法”流通的状态，建立单一可控货币体系的斗争。换言之“排法”斗争更倾向于根据地内部货币市场的建设，货币斗争则指向的是根据地对外的货币博弈。但正如邓小平所言，经济战线上斗争与建设是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③因此“排法”斗争亦是货币斗争的重要面相。而且“排法”斗争不仅要面对日伪法币倾销的冲击，民众对限制法币流通的质疑亦是一大阻碍。中共如何在对外错综复杂的货币斗争中，将民众的疑虑转化为信任，从而确立内部独立货币市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基于此，本文综合档案、报刊、文集、日记等多方资料，对“排法”斗争进行专门梳理，试图从民众信任与货币斗争角度，窥探中共独立货币市场建设的斗争形态及复杂历程。 一、从联合到排挤：第一次“排法”斗争 1938年5月3日中共筹建北海银行，8月5日第一批北海币投入市场。北海币是在法币面额较大、现钞供应不足的情形下，为满足群众小额交易需求而发行的。因此，其初期定位便是辅币，银行也只印发1元以下的钞券。相比较，法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此时依旧是山东地区强有力的通货。中共为赋予北海币信用，打开货币市场，宣布北海币为“通用货币，与法币等价流通，随时可兑换收回”。④换言之，北海币“移植”了法币的信用。⑤此时，中共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联合法币、查禁伪钞、停用土票。 由于法币实行的是同英镑、美元挂钩的汇兑本位制，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初期一度借沪、港金融市场维持货币稳定。日本便趁机收兑法币，套取国民政府外汇，以在国际上购买战略物资。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明确提出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⑥1938年至1941年，日本仅通过向中国大后方走私便获取法币10.9亿元，其中多数被用于套取中国外汇。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宣布法币外汇停兑，英美等国也封存中国在外资金，这意味着日伪无法再套取中国外汇。而此时日伪从津、沪租界劫掠了各国银行留存的法币已达70亿元，于是将货币政策从吸取法币套取外汇，调整为倾销法币套购物资。1942年初，日本兴亚院制定金融处理要纲，要求在沦陷区内逐步废止法币流通。⑧5月，汪伪政府颁布禁止法币流通法案，以1：2比率进行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⑨同时，华北伪政权也不断打击法币，6月10日后，百元法币仅能兑换联银券10元。⑩日伪在沦陷区内逐步取缔法币，遂将法币向尚在使用地区倾销。“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实际价值为最大，因此山东根据地亦即成为敌人倾销法币的最好市场”。(11) 1942年日伪在山东不遗余力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宣称要在该年内将山东变成“治安区”。(12)根据地边缘地区被日伪“蚕食”，中心地区遭到反复“扫荡”，根据地内物资奇缺，民众苦不堪言。加之，日伪还严密封锁根据地，阻止重要物资的流入，并利用私人商贩向根据地走私奢侈品，以此来窒息根据地的经济。(13)货币的流入，就意味着同价物资的流出，根据地通货急剧膨胀，致使军民交困，形成严重经济危机，山东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阶段。 1942年山东又旱灾肆虐，农业备受打击。灾荒自1941年发轫，在1942年积聚放大，“民间即无粮可食，惟恃采取树叶，以充饥肠，如榆、柳、杨、杏、桑诸类树叶，悉为主要食品，白杨花、核桃花亦属早春食料，甚至花生皮、地瓜蔓、谷糠、高粱萼，亦均橛为细末，为果腹之需。”(14)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鲁灾重，鲁灾重，闻之心痛泪泉涌，居民十室惨九空，饥馑洊臻死相踵，村落萧条绝人烟，蔓草茂密滋田垄”，(15)可见山东根据地民众生存的悲惨境况。 此外，国民政府因财政赤字严重，不得不依靠印钞来维持收支，法币供大于求，贬值迅速。物价过高又促使大批生产资本转入投机行业，社会生产急速降低，进一步推动了物价的上扬，从而形成恶性通货膨胀。至1942年3月，重庆市物价已是战前30倍。(16)货币具有自发的流动性，大量法币充斥狭小地域，必然产生溢出效应，推动法币向外扩散。同时，后方法币的贬值，也影响着同一名目下其他地区货币的价值。此时，山东根据地以法币为主，备受牵连。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根据地内通货膨胀异常严重。将1937年粮食及必需品价格指数归为100，则至1941年，4年间粮食仅上涨至2141，必需品仅上涨为2110；但到1942年，两者飞涨至8199和8737；到1943年，更飙升至52407及47682，其增长速度明显提高，详见下图1。中共虽掌控北海币，但此时仅作为辅币，各区独立发行，数额较少，影响甚微，无力左右金融市场。正如赖小刚所言，至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共山东分局都认为自己的纸币仅仅是法币的补充，(17)这可从北海币的市场占有率得到证明。在1942年的胶东东海区，北海币占比仅15.56%，而法币占32.88%，伪钞占36.08%，其他币券占15.48%，(18)北海币占有量与杂币相差无几。中共要想在山东坚持抗战，就必须解决通货膨胀带来的民生交困问题。中共对法币政策开始由联合走向排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