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变迁特征及其启示  

作 者:

作者简介:
邵坚宁(1985- ),女,广东郁南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指导处高级政工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北京 100743)。

原文出处: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变迁特点进行研究,有助于更科学地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按变迁幅度不同构建了政策范式、政策目标、政策行业领域、政策工具、政策主题五维度的政策变迁表征分析框架,通过对1978-2020年出台的356份政策文本进行内容量化及词频分析,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变迁历程进行了全景刻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从“文化事业市场化政策范式”到“文化产业政策范式”的转变;政策目标实现了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端中游走到强调社会效益优先、双效统一的转变;政策行业领域呈现对文化属性较强的行业领域及网络文化行业的支持力度日渐增强的特点;政策工具呈现日益均衡化的趋势;政策主题在各阶段也有不同特点。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当下形势与未来趋势、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关系。


期刊代号:G01
分类名称:文化创意产业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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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21)06-0116-13

      DOI:10.16497/j.cnki.1672-335X202106013

      文化产业由广播影视、图书出版、文艺演出、网络文化等众多细分行业组成,201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比重4.5%,既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也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与人民美好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门类。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文化方面,专门就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进行论述。预计“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何科学制定“十四五”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主管部门面临的现实课题。我们无法对未来进行研究,但可以从历史中学习,通过对过去出台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在一个长周期中分析文化产业政策变迁特点,从而为未来文化产业政策制定提供研究支撑。

      一、现有研究状况

      政策变迁早已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学者提出了多源流、倡导联盟分析框架、间断一平衡理论等政策变迁理论,中国学者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住房政策、出租车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社会救助政策等多个公共领域政策变迁进行了研究。[1][2][3][4][5]与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变迁研究相比,学术界对文化产业政策变迁的研究仍有值得深入的空间。Parker、Lorenzo Mizzau、Giuditta de Prato等外国学者从多元逻辑矛盾摩擦、文化行为者与决策者互动关系、技术变迁等角度,对澳大利亚、意大利、欧盟的影视、图书等文化相关产业政策变迁进行了研究。[6][7][8]中国学者从2009年起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变迁的研究议题,①对文化产业政策变迁的认识也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深化。最初,彭继红、向勇从意识形态、钻石模型的视角对文化产业政策变迁进行研究。[9][10]随后,李玲、蒋冬青等对不同阶段文化产业政策特征进行了分析。[11][12]及至近几年,才有学者采用府际竞争、多源流等公共政策理论对文化产业政策变迁进行研究,[13][14]部分研究也开始注重定量方法的运用,涉及计量分析、文本量化分析、词频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13][15][16]然而,这些研究所选取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大多仅涉及近十余年的时间周期,对政策变迁历程的分析也多侧重于某个角度,不能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文化产业政策变迁历程进行全景刻画。本研究试图拓展研究的时间维度和分析角度,对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层面出台的文化政策文本进行多维度的量化分析和词频分析,更加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变迁历程,以期从中得到对未来科学制定文化产业政策的有益启示。

      二、分析框架及研究设计

      (一)分析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变迁需关注的因素

      1、文化产业由众多行业门类构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17]文化产业是一个由多个行业门类构成的复合产业,并不是单一产业门类,包括文艺演出、电影、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细分行业。细分行业的划分随着技术变迁和产业生命周期变化而变化。因此,对文化产业政策变迁的研究与其他政策变迁研究不同,还需考虑其内部细分行业的政策变迁特点。

      2、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属性

      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使之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能通过创造、生产、传播、流通、消费文化产品和服务,影响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都会产生渗透和影响。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意味着产业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等理论对文化产业具有解释力。考虑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18]在分析政策变迁时要充分考虑产业的生命周期特征,分析产业周期、技术变迁对文化产业政策变迁的影响。

      3、文化产业政策具有双重效益目标

      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体现到政策话语中,意识形态属性对应的是社会效益,产业属性对应的是经济效益,使得文化产业政策具有双重效益目标。其中,社会效益是文化产业外部性的结果,经济效益体现为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存在着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经济效益有利于促进社会效益的实现。但如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会导致低俗、庸俗文化产品的出现,不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利于凝聚民心,将导致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下降,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片面追求社会效益,违背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则会导致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益低下,文化产业经济效益下降。因此,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时如何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是文化产业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4、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特点

      中国文化产业采取党委领导、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其他部门参与的管理体制。第一,接受党委宣传部门的统筹指导。中共中央2019年8月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党委宣传部承担着指导协调文化产业发展的职责。第二,文化产业各细分行业由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国家网信部门、国家新闻出版(版权)主管部门、国家电影主管部门依照部门职责负责本领域文化产业促进工作。[19]此外,国务院其他组成部门也根据自身职能范围,积极参与文化产业的管理和促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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