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21)04-0121-06 1920年7月创办的“中俄通讯社”、9月改组的《新青年》和11月7日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宣告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1](P193)。1922年9月13日创刊的《向导》周报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正式诞生。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独具特色的新闻实践。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的改版、新闻改革以及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正式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建。由于“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乃为科学范式[2](P147)，而中国特色新闻话语体系中的新闻作为宣传既包括信念、价值，又包括技术操作，因此可认为中国特色新闻话语体系中的新闻作为宣传是一种范式，本文仅就此进行论述。 一、“宣传”之意 “宣传”一词起源于拉丁文，是一个从宗教领域流向政治领域然后扩散至其他学科的概念，其意义在英语世界里经历了从褒义到贬义的过程。对于宣传的内涵，法国哲学家埃吕尔界定为“有组织的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心理操纵，使大众中的个体达到心理上的一致，团结在一起，积极地或被动地参与该群体的行动。”[3](P33-34)与之类似，美国学者乔威特和奥唐内尔从心理到行为对其进行了界定“有计划地、系统地建构感知、操纵认知和指导行为，进一步强化符合宣传者目的的某种反应。”[3](P34)刘海龙则将宣传界定为“宣传者有意图地操纵象征符号，塑造群体的认知方式和对现实的认知，进而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信息传播体制。”[3](P44) 虽然中外学者对宣传概念的界定较为一致，但对其内涵、外延的看法有较大差异：有的认为它与说服一致，有的认为它与鼓动同一，有的认为所有传播都是宣传。总的来说，宣传与说服、传播的主要区别在于宣传是向受众传达、灌输某种理论、观念、主张，其意图是召唤受众的行动参与，主要运用于宗教、政治、军事领域[4](P2-4)。 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与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宣传话语唤醒民众有密切联系，因此，多年来“宣传”一词一直保持着正面意义。新闻作为宣传，指新闻报道的主旨是宣传，或者说，宣传是结合新闻报道来开展的。选择事实的标准不仅要考虑新闻价值，更要考虑党的工作、政策、路线等，因此，新闻是宣传的工具、手段。新闻、报刊是宣传工具，经典地体现在毛泽东所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5](P3) 二、新闻作为宣传的缘起：天时、地利、人和 新闻作为宣传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 对于中国新闻事业来说“天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1640-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到19世纪50、60年代，欧美各主要国家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而资本的利润追求所导致的工业革命，又进一步促成了生产技术的先进、军事力量的强大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总之，资本主义制度使欧美主要国家迅速富强崛起，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二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无产阶级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工人运动经验进行总结，批判吸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作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开创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 “地利”则指中国遭受种种西方列强的侵略激起了中国风起云涌的爱国救亡运动：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救亡图存”的运动，召唤着作为宣传的新闻，以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参与救国行动。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实施无疑也需要作为宣传的新闻，以建构民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和心智模型，呼唤民众的大力支持与全面参与。 “人和”则指近现代众多仁人志士为拯救民族危机、启蒙民众思想而倡导办报以宣传各种救国强民理念与方式，如太平天国后期将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的“新闻篇”中指出“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辨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是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1](P60)资产阶级维新人士认为要开通风气“非开会(即组织团体)不可”，而“开会”则“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p71)。他们积极将办报主张转变为在各地组织学会、开设一批报馆的行动，著名的有上海强学会的《强学报》、梁启超的《时务报》、严复的《国闻报》。维新派的报刊旗帜鲜明地倡导变法维新，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内外各地创办报刊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歌颂起义志士的革命精神，著名的有孙中山和陈少自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同盟会在东京创办的《民报》。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认为报刊是“救国新民”的舆论阵地，创办多种报刊倡导“民主”“科学”以启蒙民众，他还在《新青年》上疾呼“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6]这些仁人志士的许多办报主张都被中国特色新闻学所吸收和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