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1)04-0037-07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1.04.006 历史学者王晴佳指出，近年来国际史学界的一种发展趋势是从国族史向跨国史转变、从地方视角向全球视角转变、从单一语境向复杂语境转变[1]。在此背景下，跨国传媒史(transnational media history)的主张与实践在西方新闻史学界正成为潮流，不仅引起欧美学者普遍关注，越来越多的国际期刊、出版社、学术会议和奖项也聚焦于此。 “跨国传媒史”不是跨国媒体机构的历史，而是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国家阐释框架的新闻史研究视角。它借鉴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理论，主张超越地方叙事，在跨国交往和全球语境中研究新闻传媒的历史现象。 跨国传媒史的概念刚刚兴起时，本文作者恰在海外学习工作。由于特殊学缘，与这一概念的主要提出者和研究者相识，也参与到他们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一些主要学术活动与合作项目，故有较难得的机会从内部审视其理论和主张，见证其实践的全球扩张。本文首先简要勾勒跨国传媒史研究兴起与全球扩张的学术地图，然后从史学史角度梳理其背景源流，结合西方部分最新成果论述其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主张，最后回归我国新闻史学术生产，管窥跨国传媒史视角的价值和意义。 一、跨国传媒史研究的全球扩张 明确标榜为“跨国传媒史”的研究兴起于十多年前的欧洲。2010年卢森堡大学教授Andreas Fickers与伦敦大学教授Catherine Johnson提出跨国电视史的概念，主张采用跨国史视角研究欧洲电视史。同一时期，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Marcel Broersma和瑞典隆德大学教授Marie Cronqvist分别提出“跨国新闻史”与“纠缠的媒介史”，提倡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阐释框架，在跨国与全球化视野中研究传媒历史现象。 跨国传媒史得到大批欧洲学者响应。2013年全球首个跨国传媒史研究合作网络纠缠的媒介史(简称EMHIS)由瑞典隆德大学、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和德国汉堡大学发起。目前，在欧洲有荷兰、瑞典、卢森堡、立陶宛、德国、英国、葡萄牙、瑞士、丹麦、比利时等国的研究者加入。随后，跨国传媒史研究向南扩张。2015年，汉堡大学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围绕跨国传媒史研究建立双边合作。2017年初，汉堡大学的Hans-Ulrich Wagner赴麦考瑞大学媒介史研究中心访问，该中心是南半球唯一专攻媒介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其间，时任研究中心主任Bridget Griffen-Foley院士召集了第一届跨国传媒史学术研讨会。Wagner和Griffen-Foley亦尝试与复旦大学建立跨国传媒史研究合作。2018年黄旦教授带队参加了在德国汉堡举办的第二届跨国传媒史研讨会，并于2019年承办了第三届研讨会。 跨国传媒史研究在北美的主要推动者是美国新闻历史学家协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Debra van Tuyll。2016年起，她与爱尔兰、加拿大、荷兰学者一起先后在美国佐治亚摄政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美国奥古斯塔大学召集了五次跨国传媒史年会，并于2020年6月在雪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政治、文化与爱尔兰裔美国报刊》。 学科内重要学术期刊、丛书、学会对跨国传媒史研究的兴趣也日趋增长。英国《媒介史》杂志是西方新闻传播史学界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期刊之一，不仅最早刊登跨国传媒史理论文章，还于2017年和2020年两度出版跨国传媒史研究专辑，近两年还大量刊发相关书评。在丛书方面，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的“媒介历史”丛书是目前国际学界唯一专门出版新闻传播史专著的书系，其近两年出版的专著几乎都是跨国传媒史的研究。学会方面，2015年跨国传媒史成为欧洲传播研究与教育学会的热点议题，次年国际传播学会传播史分会与欧洲传播学研究与教育协会传播史分会在日本东京共同举办了“跨国传媒史研究”研讨会，美国新闻史学家协会每年还颁发“让·鲍米吉安诺奖”，以奖励跨国传媒史研究的优秀成果。 二、诞生背景：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 跨国传媒史的主张与实践是西方新闻史学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的回应，体现了新闻史理论创新与史学思潮的密切联系。 (一)省思国族史 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本质上是对国族史的省思。哈佛历史学家入江昭指出，现代历史学科起源于19世纪欧洲，从建立伊始就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s)概念相联系。当时西方民族国家纷纷诞生，成为容纳人们生产生活的“容器”和承载族群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的空间单元。因此，历史学成为专门研究国族形成和发展的学科，历史学家专注于书写单一国家的国族史。他们以国族为中心展开历史叙事，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所有历史现象放在国族形成和发展中进行阐释。不同国家的史学家强调国族间的特殊性与排他性，他们不断挖掘本国历史事件、人物和文化传统，而本国历史又在客观上形塑了世代共享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这种以国族为中心的叙事长期主导历史学研究。[2]2-3 伴随冷战结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末史学界开始反思这种传统叙事框架。他们意识到60年代起历史发展与历史写作之间的脱节问题。一方面，全球化和跨国交往日益显著，另一方面，史学家却很少关注全球化问题，大多仍在国族框架内阐释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这种叙事方式过分关注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历史研究成为单个民族国家或多个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的汇编。[3]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学者站在其所属国家的立场，沿用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理论阐释国际交往，“由于缺乏国族以外的阐释框架，史学家只能聚焦于超级大国间的权力斗争”，各种历史现象被视为推动大国博弈的要素。[2]2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