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工业建设 主持人 周晓虹 邴正 [主持人语]在新中国70余年的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当属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正式开启的大规模的工业现代化建设。经过近70年的奋斗，原本一穷二白的古老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7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历经艰难曲折的工业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扛鼎作用。工业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自2019年起，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受“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资助，开启“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并在吉林大学等院校和机构的协作下，先后完成鞍钢、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大庆油田、“三线建设”(贵州)企业和义乌小商品市场(基地)600余位亲历者的口述史采集。据此推出《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工业建设》专题，以期推动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001-08 就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巨大变迁而言，新中国的工业化无疑是一个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的重要动力。在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工业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扛鼎作用。进一步，工业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为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同新中国工业化的壮阔历史和伟大意义相比，整个社会科学已有的研究则十分薄弱。而这原本就薄弱的研究，又基本上停留在“自上而下”看历史的阶段，70年的风云际会常常被压缩成单调的陈述和枯燥的数字，唯一的例外却是有关“三线”建设的叙事。“三线”建设，肇始于1964年这最没有生气的“战备”年代的工业建设，近年来却日渐成为最为活跃的当代中国工业建设史的关注焦点，而其中口述史的大规模采集和使用①，不仅使得在恢弘的国家叙事之外，有可能凭借口述史和集体记忆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宏大画卷补齐个体之一角，而且直接引发了本文将予以讨论的问题：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将口述史作为方法?将口述史作为方法又能够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达致对历史与社会的洞悉? 一、作为“方法”及其社会科学的意义 “作为方法”这一语式最初的使用，始于日本中国研究学者竹内好，而它的传布则经由另一位日本中国研究学者沟口雄三。1960年，在萨义德揭示东方学这套西方的话语体系隐含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与权力关系前18年，竹内好即在一场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讲演中，粗略地提出“作为方法，也就是作为主体形成的过程”。②30年后，沟口雄三写成《作为方法的中国》(1990)，希望能够通过改变以往的以世界(也就是欧美)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分析对象)的研究范式，代之“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③沟口雄三确信：“通过使欧洲标准相对化，日本人面前或许会呈现不依靠欧洲的标准而存在的中国整体结构。在那个时候，日本人才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理解中国这个他者的可能性。”④受上述两位学者的影响，陈光兴和孙歌先后将这一范式引入中国学界，他们意识到“随着印度、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亚洲作为方法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已经上升为面对世界的主体性问题”。⑤此后，“作为方法”成为“方法”或研究路径的一种常规表达：不仅亚洲、中国可以“作为方法”，西方、上海、岭南、民间、乡村、边地、家园、家或自己可以“作为方法”，而且乡绅、女性小说、概念史、钧窑、解密(取自麦家的小说《解密》)、地图、动作电影、鲁迅和叙事文学……⑥也无一不可以“作为方法”。以致最时髦的反问恐怕倒是，究竟什么不可以“作为方法”? 用王铭铭的话来说：“无论是亚洲、中国，还是岭南，抑或是自己，都是局部性和特殊型的，除了自己之外，都约等于不同尺度的‘家园’。”⑦在这样的语境下，显然，所谓“作为方法”，不过是经由某种有限的来自层次不同的家园的地方性知识，去发现在思想上能够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方法。而项飚所谓“把自己作为方法”，及其基本路径——“将个人经验问题化”，显然也不过是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另一种表述，即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个人经验’和现实世界中‘一些大的问题’嫁接起来”。⑧ 不过，在竹内好、沟口雄三、萨义德之前，在吴文藻和孙本文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之前，或者说在西方人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特殊知识视为普遍律则而东方人又理所当然地接受之时，“作为方法”的基本含义，则不过像上述列举中诸如概念史、钧窑或动作电影和叙事文学等许多表述一样，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某种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在这样的理解下，在以自然科学为对标物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恐怕最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表述当属法国人涂干尔的“社会事实应当被视为物，这一命题是我的方法论基础”。⑨显然，只有认定社会事实是可以加以经验研究的物，包括重视史料利用和考辨的兰克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才能够建立在以自然科学为圭臬的基本原则之上，近200年来社会科学也才可能取得惊人的进步。 显然，本文的标题“口述史作为方法”，包含了上述两种寓意。就第一种寓意而言，我们申明将口述史作为方法，是指来自个人口述的历史不仅是其个体生命历程的叙事和写照，而且也与亲历者所生活和叙事的那个时代、其所生存其间的国家和社会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要真正理解亲历者个体的生命历程必须回到时代之中，或者像米尔斯所言：“只有置身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之中，个人才能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洞悉自身的命运；只有知晓自己环境中的所有个体的生活机遇，个人才能明了自己的生活机遇”⑩；而且通过个人的叙事，尤其是像项飚所言通过将个人的经验问题化，或像米尔斯所言，将个人困扰(trouble)转变为公共议题(issue)，我们就能够超越个人经验的束缚，获得对更大的时代和社会结构的解释与说明。比如，在我们2019年所完成的有关贵州“三线建设”三大基地的口述史访谈中，160余位亲历者在述及当年的社会动员及各自奔赴“三线”的动机时，从组织抽调、备战备荒、支援内地建设、大学毕业分配、单位搬迁、“三支两军”(11)，到夫妻团聚、家属安排工作、入党入团、提级调干、回归故里，甚至(南方人)为了能吃上大米……真是应有尽有，不一而足。但是，许多老人都一再提及，当年他们拖家带口、携妇将雏，从沿海城市奔赴贵州山区的一个共同动机，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12)而在1980年代“三线”建设下马之后，这些亲历者们因此失去了往日的“光环”，甚至失去了返回沿海老家的可能时，他们不约而同在访谈中都通过复述当年的“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动员口号，强调自己当年的品性与能力。无论是当年怕毛主席睡不好觉，还是今天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落伍和失意，既然不是某个“三线”亲历者的独有反应，那么它就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转化成由当时和现时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结构决定的一种具有公共价值的议题，而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史料自然也就能够“作为方法”，帮助我们实现从个体生涯的叙述迈向更大的社会结构解释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