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书生报国之志”

作 者:
沈洁 

作者简介:
沈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原文出处:
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学人,他们肩负着学术报国、救亡的时代责任,以纸笔为武器,并致力于民族精神的传扬和本位文化体系的构建。艰困赋予了时代亲历者、历史观察者更深刻的洞察力,使他们立足于“经世”与“民生”,其作品超越了时代。另外,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还存在一系列条件,诸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动员、学术机构与学人群体的集中、汇通中西的学术环境、出版业的大力撑持,均构成经典产生的依托因素和力量来源。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战争年代对学人与学术的多重塑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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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学术,与民族、国家存亡息息相关。自晚清屡遭外来势力侵袭,中国学人就在不停思考以学术回应时代的问题。张之洞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这是同光一系士人在中国卷入世界体系、面对变局时所激发的学术意志。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社会转型伴生的古今中西之争演变为亡国灭种的生死考验。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时代命题,此后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学人感于世变而调整人生抉择。

       年轻的史学家张荫麟说,抗战时期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①那样的危急之际,生死考验激发了学人的坚韧,也催生了更深邃的洞察,为中国文化寻找生机,使其在绝望处焕发新的生命,不仅是书斋功夫,更是存亡续绝。战火纷飞,弦歌未断。抗战年代面世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朱光潜的《诗论》、金岳霖的《逻辑》、钱穆的《国史大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都是半个多世纪之后仍在重印、不断被重读的名作。

       追寻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其大体脉络已然清楚,当前更需要讨论的是战争年代的学术责任。那一代学人究竟在回应哪些具体的时代命题,这些经典的产生过程、依托因素是怎样的,其组织与动员的力量源自何处,这些学术经典勾勒出一个怎样的传统中国及未来中国,存在何种现实意义,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从学术史角度看,许多转变也已经逸出了单纯的学术范围,折射出新的意识与政治路径。②

       “尽书生报国之志”

       “救亡”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学人身临此境,遭遇的困境多种多样,对时代及处境的回应,也呈现出复杂的格局。这里所要讨论的,就是与“救亡”相关的学术责任具体落在哪些方面,学人们怎样对“救亡时代”进行学术应答。

       (一)战时艰困环境与学人心态

       张荫麟在1940年指出:“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③敌机轰炸、居无定所、薪水不足、图书资料缺失,构成了抗战时期的学人日常。

       昆明的“跑警报”日常已为后人熟知。迁到大后方的高校,是日军袭击的重要目标,经常出现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据当时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从1938年9月至1944年12月,云南全省遭空袭共508次。④截至1939年4月,各地92所专科以上学校死伤108人,财产损失达法币65367409元。⑤1938年9月28日,日机第一次突袭昆明,金岳霖当时正在埋头工作,“就在那地方落了九个炸弹”,几乎丧生。⑥陈岱孙记录了这一险境:“当敌机临空时,有两位同学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中楼没中弹,但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先生从思考炸醒,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炸余惨景;用他后来告诉我们的话,他木然不知所措。”⑦陈岱孙在昆明先后有三处住所,两处皆毁于轰炸。

       另一方面是经济困难。其时,货币贬值、资源紧缺、物价飞涨。昆明物价上涨严重,1943年,“较战前几过二百倍”,⑧1944年每百元法币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年6月的0.17元。⑨南迁学人多数都处在经济紧张中。郑天挺在日记中多处记载同事出售藏画、皮袍,皆系用度匮乏之故。⑩即使工资很高的陈寅恪同样感叹:“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11)1940年年底,梁思成随中国营造学社从昆明内迁到四川宜宾李庄。梁家在李庄的六年,“已弄得吃尽当光”。(12)在西南联大教授英文的佩恩(RobertPayne)描述他所见证的中国学者生活:“他们忍饥挨饿,营养不良,通货膨胀,贫困,敌机轰炸,住房拥挤,老鼠成堆,疾病流行,药物奇缺,书籍和杂志不足等等……昆明美丽的风光与我的朋友们的贫困生活十分不协调。”费孝通的传记作者写道:“他们不仅过着缺衣少食、没有住处的难民生活,而且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使日子越过越穷。在三十年代,教授的薪金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四十年代,他们的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结果产生财富的再分配,费孝通比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穷。”战时条件非常困难,费孝通和他的研究团队没有资金从事大规模的研究计划,没钱雇助理和秘书,甚至买不起照相机和胶卷等简单器材,出版物大部分是油印的,费孝通花了很多时间刻蜡版和印刷。(13)有关生活与研究艰困状况的描述,不胜枚举。

       对学人来讲,研究资料的匮乏也是一个严重问题。范文澜在延安写书时条件很差,不仅买不到必要的参考书,外借也很困难。(14)吴泽回忆:“战乱期间,转辗平、津、京、沪、武汉、成、渝诸地,奔波于兵荒马乱之中,在渝寓处,就两次被日机炸毁,烧成瓦砾,资料文稿,也几次损毁!……颠沛流离,不能安居,何暇写著!尤其是资料的搜集感到万分的困难。”(15)更糟糕的是手稿丢失,积累的成果化为乌有,陈寅恪1938年4月由港赴滇途中行李被盗,携带的重要书籍包括多年研究著述成果丢失。(16)陈岱孙也在战火中损失了早年搜集的学术资料及《比较预算制度》手稿。(17)

       然而,即便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学人们仍能保持积极心态。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18)汪曾祺讲那时候的师生“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19)何善周回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情景:“当时大家作科学研究的兴头极高,每夜都到十二点过后才睡觉;而闻先生睡的更晚,有时我睡醒一觉了,看见正楼的窗户上还有亮光”,闻先生“天天工作到十六个小时以上,向不中途休息,向无倦容”。(20)闻一多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等传世名篇。费孝通回忆:“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21)费孝通认为,这是种“一往情深”,对事业的抱负,已不再是书斋的、个人的,而系于对国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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