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21)05-0111-15 晚清以来，伴随着文字进化论和工具论的流行，以及“言文一致”成为汉语现代化的核心追求，二者共同作用推衍出一种颇有声势的汉字拼音化潮流。此一潮流，又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为保留汉字仅为其创制匹配的注音符号，如注音字母；一种为直接启用西方字母文字代替方块汉字，也就是重新发明新的汉语书写符号，五四之后先后诞生的国语罗马字方案(Gwoyeu Romatzyh)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为后一种取向的典型产物。国语罗马字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被国家正式公布的罗马字母汉语拼音方案，也是今天中国大陆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的蓝本之一。就文化职能而言，民国时期的国语罗马字与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后者在国民教育和语言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力却远远超过前者①。此种历史反差不免让人费解，并忍不住进一步追问：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为什么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获得官方认可?既然被官方承认，诞生之后又为何一直处境尴尬?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视角来看，该方案的出现有着怎样的历史合理性?以往研究已对上述问题有所探讨，但对一些关键事项的揭示仍不够深入细致②。本文试图将国语罗马字置于新文化和国语运动的历史视野之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来更加深入地揭示汉字拼音化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之间的深刻关联。 一、新文化运动的呼声：创制独立的汉语拼音文字 晚清以降，西人关于汉字繁难的批评开始广为国人接受。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又出于开民智和普及教育的启蒙诉求，将改造汉字的设想付诸实践，酝酿成所谓的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运动虽然没有取代汉字的“野心”，但不失为创制独立拼音文字的尝试。民初之后，国民政府重启国语统一工程，1913年召开读音统一会审订国音，继之1916年教育部官员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接着1918年官方公布注音字母为合法的汉字注音符号。1918年后，确定国语标准和推行注音字母，遂成为官方语文改革的重心。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则掀起了一场空前激进的有关语言文字改革的大讨论。类似创制独立的汉语拼音文字等在清末虽已出现但并不见容于官方的声音再次出现。 重新检视集中体现新文化运动旨趣的《新青年》杂志，会发现有关汉字改革的学术文章和通信意见，在1916年至1920年间曾大量出现，就所占篇幅而言，甚至不亚于“伦理革命”、“文学革命”等历来备受关注的启蒙议题。严格说来，《新青年》上有关文字改革的讨论，是从当时方兴未艾的“世界语”话题开始的，最早的讨论出现在该杂志第2卷第3号的通信栏。当时一位署名为T.M.CHENG的读者就世界语的现实功用问题写信向《新青年》编辑请教商讨③。之后，此方面的话题又进一步从世界语延展到注音字母、罗马字母汉语拼音、国际音标、汉字索引制等，这种密集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19年底。除了钱玄同、陈独秀、陶孟和、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一众新文化运动主将外，该话题也吸引了包括大学生、新闻记者在内的普通读者的注意。 民族文化的革新经常首先体现在语言文字的载体层面，而语言的危机又常常会引发对书写语言工具也就是文字的质疑，这一现象在东亚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比较普遍，在标志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新文化运动中显得尤其突出。新文化运动期间得以重新聚焦的汉字改革议题，除了进一步延续晚清时期即已出现的开启民智的启蒙思路，还涌动着一种强烈的反叛传统和再造新文明的冲动。主张最激进的陈独秀、钱玄同都认为“汉字革命”是难免的，因为他们认为从废灭传统的角度来说，汉字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④；而在引入西方新知、普及教育方面，汉字亦存在问题。在他们的认知中，输入西洋文明与汉字存废的关系尤为密切，无论是主张世界语，还是赞成罗马字母拼法，都是因为它们能比汉字更便捷、更准确地接引外来学术文化⑤。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以往学术界过于强调新文化运动中“汉字革命”的思想史意义，相对忽视其与文化转型之间存在的实在关联。其实，类似西文汉译、汉字索引和汉语注音等问题，均已体现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语言规范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⑥。 但对于现阶段汉字究竟何去何从，《新青年》同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当时参与讨论的新文化人，除社会学家陶孟和明确反对以及胡适保持中立之外，其他人普遍对世界语比较赞同。不过，世界语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远景，在认同世界语的前提下，论者还是把目光更多地集中于现实的汉字改革，设想了若干种解决方案。在汉字改革问题上，陈独秀的主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在民族和国家还不能彻底消灭的现时代，“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⑦。胡适、朱我农等人在理论上也比较赞成这一方案。也有人提出将来固然是世界语的天下，但用罗马字母拼写国语，既无注音字母的现成优势，又不似世界语那般具有前瞻性，并不具备可行性；最应当着力推广的，反而是1918年已由官方指定的注音字母。 在参与讨论的众多学人当中，钱玄同的表现极为活跃，值得关注。尽管今天学术界更多记住的是他倡导白话文时不遗余力的表现，但客观地说，他在此时期对汉字改革的重视和精力投入其实都超过了对白话文的重视和投入。首先，钱玄同发起并参与了《新青年》上几乎所有与汉字改革相关子题的讨论，贡献了多篇彰显专业水准的长文。正是这种具有学术水准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对其他人产生了吸引力。其次，钱玄同不仅是上述话题的发起者，也是一位兴致高昂的“推手”。他在《新青年》上发文频率颇高，但多数以通信形式出现，这很能反映他的思维特点和在文化启蒙事业中扮演的“推手”角色。谈及此，还有必要提到钱玄同在新文化诸人中学术身份的独特性。作为国学巨擘章太炎的授业弟子，钱玄同当时在学术界已享有声名。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的文字学音韵课程深得学生好评，由该课程讲义汇集成的《文字学音篇》作为当时国内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著作，也颇得时誉⑧。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革命，但都认识到钱可以弥补他们在历史文献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不足，因而对钱加入新文化阵营既意外又惊喜⑨。钱玄同也确实没有辜负同人的期待，通过扎实的文献考证，在用典、诗韵等关键学术问题上屡屡与胡适、刘半农等人展开对话，施以援手。例如，钱玄同曾热情响应胡适发起的有关白话小说的讨论，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发表了《关于白话小说之价值》一文，胡适随即在第3卷第4号的通信栏中予以回应。胡适在回信中表示不赞同钱对《聊斋志异》、《金瓶梅》等白话小说的具体文学评价，但却“极佩服”他对自己用典举例错误的勘正及其在骈文、散文体例上的见解⑩。在新诗韵律这个颇能体现古今学术转型的问题上，钱玄同也能发挥其音韵学专长。他在《新文学与今韵问题》一文中，很直接地指出了刘半农论诗韵中的多处学术“硬伤”(11)。面对来自同人的批评，刘半农表现得相当折服，他坦承自己“在小学上面，简直一点钟的功夫都没有用过”，知今不知古，所以“做那篇文章的时候，只知现在的诗韵，在实用上很不相宜，在理路历史两方面却未顾到”(12)。因国语统一事业而与钱氏结交的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后来也称颂其在文学革命中的表现是“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13)。认可钱玄同此种学术形象的，不仅有新文化同人，还有年轻的学生辈。钱玄同以声韵名家身份加入为正统学者所轻视的文字改良事业，在学生辈眼中恰是值得称道的不拘流俗之举(14)。总之，通过展现自己精湛的小学素养，钱玄同为白话文和汉字改革阵营注入了坚实的学术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