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汇是海外华侨华人从海外汇回国内赡养家眷或用于投资建设等款项的简称。近代以来，侨汇作为我国非贸易外汇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一直发挥着平衡国际收支，保障归侨、侨眷生活，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公益事业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心系祖国，关心国家建设，回国投资的意愿十分强烈。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侨汇曾大量从海外回流国内。作为独特的非侨乡城市，上海并不具有移民输出的历史，但作为国内商业大都市和全国金融中心，在吸纳侨汇方面，上海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较大的潜力，上海吸纳的侨汇包括赡养性侨汇和投资性侨汇。赡养性侨汇除了部分供在上海本地居住的归侨、侨眷支配使用外，更多的是经由上海中转到周边省市的侨乡，如江苏苏州、南京和浙江青田①、温州、宁波等地的归侨、侨眷手中，供其生产生活使用；投资性汇款则是侨胞出于爱国热忱，投资上海建设所用。因此，如何制定和实施合理有效的侨汇管理政策，吸引、稳定并继续扩大海外侨胞汇款，尤其是引导投资性的侨汇流入上海，便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当时面临的问题之一。 长期以来，上海金融史研究是中国金融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侨汇问题则是上海金融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华侨华人史研究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虽然侨汇问题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但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近代以来广东、福建两地的侨汇问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侨汇问题的研究则不够深入。②所以，无论是从中国金融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华侨华人史研究的领域来说，甚至从建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现实意义考虑，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侨汇问题的研究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本文主要依据原始档案、地方志、报纸杂志、银行史料等文献资料，梳理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的各项措施，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制定、调整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所取得的成效，以求教于方家。 “便利侨汇、服务侨胞”方针与上海侨务机构的设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亟须大量外汇来支持国内的经济建设。侨汇是当时外汇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基于对侨汇重要性的认识，国家提出“便利侨汇、服务侨胞”③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为上海制定侨汇管理措施、引导侨汇输入、便利侨汇投资等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一直十分重视外汇包括侨汇问题。1949年6月4日，他在《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新政权后，“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特别是“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他还引用章乃器的话指出：“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④著名的经济学家王达夫也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促进华侨汇款。⑤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在上海公布《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条即明确指出该法制定的目的在于“为推进国外贸易，便利侨汇，平衡国际收支，防止投机，繁荣经济”。⑥此后，“便利侨汇”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被写入了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⑦这是新中国首次正式提出侨汇管理的基本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侨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⑧和各级地方政府等皆在“便利侨汇”方针的指导下，制定、贯彻和执行具体的侨汇政策。 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金融会议。会议针对侨汇工作提出“外汇归公，利益归私”的方针，要求“侨务机关与党政部门向侨胞侨眷广为宣传，各地中行应与内地人行邮局洽妥代解手续，并委托私营银钱业妥收通天单，使点滴侨汇均能归国家掌握”。⑨中国人民银行鼓励各地侨务部门、侨汇业经营者和归侨、侨眷群体共同协助国家争取侨汇内流。为了让各级地方政府和归侨、侨眷等知晓中央的侨汇政策，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批准，中侨委与中国人民银行于1950年8月在北京联合召开华侨、侨眷和侨汇业代表参加的全国侨汇会议(又称“全国华侨侨眷福利会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中侨委主任廖承志、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等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将新中国的侨汇政策概括为“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⑩通过这次会议，中央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经营侨汇的金融机构以及归侨、侨眷群体统一了思想认识。全国侨汇会议给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侨汇工作带来了转机。广大海外侨胞对新中国充满信心，重新开始往国内汇款，因新旧政权更迭而一度中断的侨汇业开始逐渐复苏。其中，广东侨汇业恢复较快。11 当时，上海既是商业大都市又是全国金融中心。周边的城市如江苏苏州、南京和浙江青田、温州、宁波等是著名侨乡，这些城市拥有庞大的归侨和侨眷群体。上海承担着吸纳和中转赡养性侨汇以及吸引投资性侨汇的双重任务。 首先，吸纳和中转赡养性侨汇。上海所接收的侨汇中，输入本地和中转周边城市的赡养性侨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在上海本地居住的归侨和侨眷数量较少。根据解放初期的调查资料显示，当时上海的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的家属约有5万人；还有东南亚一带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千余人，12他们吸引了一部分赡养性侨汇流入上海本地。更多的赡养性侨汇则是中转至周边省市的侨乡。笔者通过爬梳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相关侨汇档案文献13和侨乡田野调查资料，总结得出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江浙地区侨汇流通路线：华侨华人从侨居地汇寄侨汇到上海，再通过上海的私营钱庄、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中转到周边省市的侨乡，最终解付到归侨和侨眷手里，供他们生产生活使用。例如，浙江青田籍著名侨商吴乾奎在美国纽约通过汇丰银行、兴业银行、大通银行分别向上海汇丰银行、兴业银行、义达利钱庄、四行会所汇寄款项，再由上海中转款项到温州义达利钱庄和鼎源庄钱庄等，最后金融机构派专人通知其青田的亲朋好友包括林国鹤、林国岳、周安昌、吴德祥、陈卓成等来取款。14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以上海为中转站的赡养性侨汇流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