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革命实践的中心问题。与此相应，“领导权”构成中共党史、革命史及其相关话语体系、叙事表达的一个核心范畴。① 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领导权问题就已经产生，并在政治决议高度上被正式提出来。改革开放伊始，国内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领导权问题重新进行审视与考察。②与此同时，就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认识问题，学界也展开热烈讨论。③争论的焦点一度集中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思想的提出时间及其首倡者究竟是谁的问题。④与这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论相呼应，瞿秋白研究在其恢复名誉后也得以重新开展。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贡献逐渐为人所知。⑥就领导权问题而言，瞿秋白的有关论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不仅是最早、最频繁的，而且也是最深入的。可以说，在“领导权”这一列宁主义理论范畴的跨语际传播过程中，这位精通俄语的中国革命者一直处在最前沿的位置，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往关于领导权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史、思想史的探讨，而鲜有从语词史、翻译史的角度对“领导权”概念的汉译语词本身展开专门考察。⑦党史学界通常认定，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在于正式“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⑧然而，这次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实际并没有出现“领导权”一词，而是采用“领导的地位”的表述。⑨也就是说，作为领导权理论汉语载体的“领导权”一词另有来历。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提到要“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以“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⑩直到1927年5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领导权”才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决议的核心关键词。(11)在这期间，党内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处在初步探索阶段。(12)“领导权”一词的译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然而，这一“定名”的过程没有得到以往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概念翻译是跨语际的思想传播与理论消化的关键环节，其中往往蕴藏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为此，本文拟考察、梳理“领导权”这一滥觞于俄国革命的政治范畴的中译过程。通过结合政治史、思想史与概念史、翻译史的考察，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厘清历史细节，进一步夯实党史重大问题的事实基础。 正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领导权”(hegemony)一词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着世界革命的背景。半个世纪前，当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意文egemonia，亦译“霸权”)理论开始在西方思想界流行时，英国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就曾通过概念史的考察揭示出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起源。(13)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等文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概念(俄文гегемония/gegemoniya)传播到了东方和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和意大利)。(14)近来，安德森又对hegemony一词做了长线的比较历史语言学考察，将其传播、演变放置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加以宏观地审视。(15)在其书名中，安德森干脆把Hegemony称为H-word，生动地表达出这个概念在国际传播、运用过程中呈现的复杂意涵——“政治上而言，其在不同时间、场合的理论家们包括了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一端是反动之盾，一端则是革命之剑……”(16)，真可谓一言难尽。中译本将书名译为《原霸》，应该说把握住了全书的主线。(17)然而，“原霸”这个很有中国韵味的标题却也摆明了全书的问题所在。在这项出色的研究中，安德森将其关于hegemony一词的考察旨趣主要放在国际政治领域的霸权(与反霸权斗争)问题上。当他尝试与中国政治思想会通时，也就追溯到了“霸”这一古典范畴。正如安德森在书中的考察所示，现代汉语中的“霸权”一词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而与作为国际权力关系范畴的hegemony一词形成对接。(18)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汉语中与作为列宁主义政治范畴的hegemony(гегемония)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领导权”一词，在他的全球史图景以及中国叙事中被完全“遗忘”了，而这本应是关于hegemony这个“h-word”的全球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19)本文的一个目的则是弥补这段缺失的故事，即hegemony一词及其承载的列宁主义理论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革命旅程。如果说领导权概念在西方的传播，开出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这朵思想之花，那么，它在中国的传播、落地生根，则结出了更为实质的政治之果。这个概念的引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程。 在展开考察之前，有必要先指出的是，研究者在使用原始文献(特别是译本)时要特别注意其形成的时间。由于许多相关外文历史文献(主要是共产国际方面的俄文、德文以及英文文献)是在1980年以后才陆续译出的，译文中往往采用了经过历史沉淀后落定的译词。因此，这些经过翻译的所谓“原始文献”实际已无法准确呈现当时的语词状况。梳理“领导权”一词的定名过程，笔者主要依赖的是瞿秋白的相关论述。(20)这位有旅俄经历、精通俄文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的文字不仅最为可靠，而且也最为连贯、系统。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