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1)05-0110-22 1921年4月19日，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发起成立“中共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主要任务是壮大党组织力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及加强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联系，发挥连接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作用。①此后，王步文、童长荣先后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团结广大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积极推进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②1920年代初，中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秘密发展党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遭到破坏。1928-1929年间，在王哲明、古杰、房斌、崔仲远、廖体仁、余炳文、叶英群等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大批党员积极开展党组织、地方党支部的重建工作，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发行党的机关报刊，领导和建立了一批党的外围组织，并于1929年7月经中共中央许可正式冠名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目前中日学术界对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的研究集中在“东京事件”及中日政府之间的外交交涉，③从东京左联的角度考察中国留日学生的文艺运动及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部分活动史实，④或从国民党东京支部斗争的角度出发总结国共在日本的合作过程。⑤国内有关中共东京支部的详细考证则主要集中于1930年代以后，但其中“中共东京支部”的真实指向也有待商榷；⑥此外，也有学者考察施存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⑦对1928-1929年中共在日本的组织机构、党员发展及支部活动等方面的系统考察尚付阙如。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在日本的组织遭受重创后是如何重建的?支部的重新恢复及支部工作的开展情况是怎样的?党员发展方面又有哪些特点?中共在日本领导的外围组织有哪些以及如何处理与日共的关系?这些都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中国共产党员检举关系资料》(第一～第七卷)、日本参谋本部依据司法部预审调查结果编纂《支那共产党运动史》⑧以及外务省情报部编《赤色支那志》《支那共产党史》⑨等为史料依据，在日文档案资料的基础之上，考察中共1928-1929年在日本的组织建设及活动的开展过程，厘清中共在日本活动并遭日本政府镇压的历史事实，从侧面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性。 一 整合与重构：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组织的重建 1926年前后，日本的学生中间兴起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在日本各大高校，学生们自发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展开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种氛围之下，中国留日学生也纷纷开始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马列主义学说、共产主义思想，暗自同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联络，寻找机会加入党组织或奉党的指示从事外围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最初的称呼为“党”“市委”“特委”或“日本特委执行委员会”等，⑩是一个秘密组织。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调查报告，1926至1927年间，留日学生郑畴等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为了完成革命任务，发展了部分党员，早期有党员十余人。(11)根据日藏审讯笔录记载，1929年3月李亚农入党时，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主要由投身中国革命的留日学生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而且因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当时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及每个下属支部均配有一名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12)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制定的革命目标、提出的口号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其革命活动主要围绕留日学生、华人华侨开展，支部党员的任务是深入左倾组织及中间组织、同窗会及同乡会指导工作，例如联系日本各地社会科学研究会及东京的艺联、人社、时代工程社、京都的留学生总会、帝大同窗会等。(13) 1927年国民党接连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武装镇压革命群众。日本政府为防止赤色革命，在国内大举整肃和打压日本共产党及其活动，致使中共与日共的秘密联系难以维系，中共在日本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国民党和日本政府的双重打压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受到强烈冲击。 “四一二”政变以后，国民党右派雇佣反共势力打压左派和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并向日本警察告发中共党员，迫使中共无法继续在东京开展活动。中共设于东京的总支部决定迁往大阪。抵达大阪之后，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大阪总支部。大阪总支部的活动在“七一五”之后就被迫中止，仅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在大阪，大阪总支部对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将原先隶属于总支部的东京支部、京都支部、大阪支部、横滨支部、神户支部、长崎支部合编为大阪支部、京都支部。总支委何兆芳、张天放、黄新英、袁文彰协助成立大阪支部并指导支部活动，继续坚持三大政策。京都支部由李初梨、廖体仁(1927年4月入党)、于清伦(1927年3月入党)协助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