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回到学潮学生 一直以来，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学潮与学生运动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有支持、捍卫的声音，同时也有批评、反思的声音。比如，在颇为著名的女师大学潮(1925年)中，鲁迅等七位教授公开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为学潮学生摇旗呐喊；而陈西滢诸君却认为学生要以学业为重，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1](P10)。这种学潮评价的分化与对立，并不单单存在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潮之中，而是在全球各类社会运动中都广泛存在。因而，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一直致力于走出这种“对立的评价”，走出或批判或支持的立场，试图以更为客观的视角进行研究[2]。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更为关注运动参与者的主体性经验，回到他们/她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历史之维。只有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出发，才能更充分地理解运动参与者的观念想法、内在心理与情绪情感，并最终理解他们/她们发动和参与社会运动的根本性原因。 这样一种社会运动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同样适用于对晚清民国时期学潮的研究。仍然以女师大学潮为例，对于这起发生在中国女子教育最高学府的学潮，近年来的研究切入点要么将其作为妇女运动史中的典型案例[3]，要么将其作为名人研究的重要背景[4]。前者自然是“支持学潮”的典型代表，后者则态度不一，或支持，或批评。而对于学潮漩涡中的学生的心理及其选择，罕有能以共情之方式进行理解与探索的。因而，也难以对学潮爆发的根源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实际上，这些有关学潮学生心理及其日常生活情境的史料，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着相当的数量。这是从群体心理与社会历史情境入手，探讨学潮发生、发展及其影响的重要方式。 比如，当女师大学潮发展到高潮时，学潮学生曾发表过一段激昂的宣言：“章士钊(教育总长)不唯摧残教育，抑且蔑视、损坏女子的人格，不唯毁损女师大全体学生的人格，抑且蔑视全国女子的人格……所以打倒章士钊不仅是恢复女师大，而是恢复全国女子的人格。”①从这段宣言中，可以感受到学潮学生“反对”教育总长行为背后，革新女子教育，捍卫“女师大全体学生的人格”和“全国女子的人格”的努力。不过，如果只停留在这一“人格”话语的表象层面，不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进行相应的考察，不对学潮事件中诸多复杂的因素与背景进行梳理与辨析，就难以对话语内部丰富的意涵进行探讨，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地“回到学潮、学生及其所处的时代情境”。要想进行这一努力，将涉及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要如何理解学潮抗议行为与“捍卫人格”之间的关系？这只是印证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斯梅尔塞(Smelser，Neil Joseph)等人有关社会运动产生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与“怨恨”的说法吗？这里的“人格”一词和当下流行的用法是否一致，是否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性意涵？“回到学潮学生”需要将学潮学生的言论放回到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情境之中，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脉络中，解读她们所说的“人格”背后那些隐而未现的丰富意涵。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学潮学生”既意味着回到学潮事件的主体，更意味着回到这些主体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探究他们的思想与心理，从而理解学潮产生的根源。 二、文献综述：作为历史环节的女校学潮 学潮是晚清与民国社会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②，很大程度上受到激进思潮、时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以往的学潮研究主要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展开，比如探讨学潮、学运③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的政治功能[5][6]；考察学潮与党派之间的复杂关系[7][8][9]。这些研究有时也会涉及女校学潮[7](P169，P178)，但是，由于其主要目的是探讨学潮的整体状况，基本上无法呈现女校学潮内部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就学潮研究而言，专门的女校学潮研究确实显得有些无足轻重，甚至有将研究推向“碎片化”的倾向，毕竟，当时的女校学潮数量远少于男校学潮，女校数量、女学生人数也处于绝对少数。不过，从妇女史/性别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校学潮却是探讨近代以来女性成长过程中个体心理心态、人格的重要史料，是考察现代女性历史的重要环节。 随着妇女史/性别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关注被遗忘的女性成为一种史学追求，这使得女校学潮开始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在这方面，妇女运动史研究曾对一些女校学潮有过梳理和介绍。比如，顾秀莲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以女师大学潮为例，介绍了女学生运动的情况[3]；吕美颐、郑永福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对学运女领袖进行了介绍[10]，等等。从当前的历史书写数量来看，这种“运动史”视角的研究，仍是女校学潮研究领域的主流。在该视角下，女校学潮作为反抗封建权威的代表性事件，被整合于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史的脉络之中，成为妇运史的重要一环。不过，在这些妇运史书写中，女校学潮往往只能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并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解读，更不用说对学潮女学生的思想、行为与情感有所探究。可以说，“运动史”的视角有利于探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它也较易忽视具体历史中的细节——比如过程、行动、心态——以及这些细节中蕴藏的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与理论意涵。 与“运动史”视角的长时段书写路径不同，针对具体女校学潮事件的研究呈现出更为多元但同时也更为“就事件谈事件”的“碎片化”倾向。不过，这其中仍然不乏一些史料扎实、见微知著的研究，比如，黄湘金[11]对民国时期著名女性教育家吕惠如经历的粹敏女学风潮和南京女子师范学校风潮进行了比较分析；冯杰、任智英[12]，刘宏[13]对直隶女二师学潮进行了事件梳理；陈漱渝[14]、吕芳上[10]、陆建德[15]、魏善玲[16]、杭苏红[17]对女师大学潮做了讨论。整体而言，这些研究更用力于具体史实的考证，并未过多关注女校学潮作为一个整体性事件对现代女性生命史的影响；并且，对于女校学潮在妇女史/性别史长时段书写中的位置与意义，也没有进行过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