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受到美國媒體的關注，它們進行了跟蹤報導，並發表深度分析文章，給我們提供了理解這個運動的西方視角，以及當時美國對五四運動態度的重要的歷史記錄。運動的起因，是由於西方列強否定了中國關於收回山東主權的合理要求。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歷史學界，把美國作為一個帝國主義的主要國家，對其巴黎和會和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影響主要持批判的態度。①改革開放以後，學者開始比較客觀地討論民國初年到五四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②不過，在相當長的時期内，在討論五四運動爆發原因的時候，都是把西方列強看作一個整體，美國被視為近代以來西方對華侵略的主要列強之一，傾向於籠統地評論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的對華政策。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會發現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與其他列強有非常大的差别。這種不同，是從1913年威爾遜任總統之後所一以貫之的，體現在1913年成為最早承認中華民國的主要西方國家，反對“二十一條”，敦促中國參加一戰，以及在巴黎和會上與日、英、法等國關於中國問題上的矛盾。關於這些問題，我已經有專文進行論述。③本文主要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討論美國對五四運動的態度以及五四運動中的美國因素。美國的報導提供了一個觀察五四運動的新角度，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媒體強調中國的覺醒和崛起，特别是高度評價青年學生在運動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同時也在討論他們對這場蓬勃發展的學生運動發展的擔心。而且一些美國媒體還成為中國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等發聲的平台，發表他們的文章，表達中國人民的態度，讓西方世界聽到中國人民的聲音。 美國的主流媒體從西方人的角度，對五四運動進行描述，反映了他們作為局外人的理解。而這些局外人的觀察，提供了看待這個運動的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式，既有對中國認識的局限、誤區乃至偏見，也有冷靜、理性、多元的觀察，還透露了美國社會和人民對這個運動的態度。由於美國媒體和精英以及在華人員都抱着明確支持中國的態度，這讓日本非常惱火，於是關於運動是由美國幕後指揮的謠言便甚囂塵上。這種謠言的出現，既是日本試圖把其侵略行徑所引起的中國人民憤怒的責任轉移到美國人身上，當然美國旗幟鮮明地站在中國一邊可能使一些日本人產生錯覺，懷疑後面是美國人在指使。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了當時美國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和自由民主觀念的擴張，的確有着密切的關係。 巴黎和會上美國放棄了對中國許諾的支持，讓中國大失所望，也讓中國人不再信任他們曾經無限敬仰的美國。美國朝野也在反思，美國做錯了什麽，怎樣進行彌補，怎樣贏回中國人的信任，怎樣推動中國内部的改革，這個國家怎樣才能進入一個有序的、法治的、民主的國家？顯然，美國媒體已經意識到了，由於巴黎和會所造成的惡果，中國人民對西方世界的失望，他們已經開始在選擇一條美國所不希望看到的道路。中國學生的最早反應 中國學生對巴黎和會的最早反應，應該是在歸國的留學生中。1919年3月22日《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發表中國留美女學生康成的文章，④指出關於巴黎和會中國收回山東的談判，“以一場慘敗告終”。文章指出，中國的目的“什麽都没有完成”，因為不管怎樣，中國注定被損害了，無論是外部襲擊還是内部瓦解。重要的是，没有什麽可以避免這場災難。我們都應該問我們能做些什麽來幫助我們的國家“面對這個可怕的危機”。對所有中國的學生提出一個挑戰，如果學生能接受挑戰，“這有可能傳達給這個國家其他階層的公民”，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為國家而戰鬥。⑤ 康成指出，現在面對的事實是，中國被軍閥壓迫，奴役極其嚴重，中國正在“慢慢地恥辱地被扼殺致死”。如果犧牲了自由和財富，國家將陷入災難。國家財富流入了官員的腰包，中國人將中國利益出賣給日本，接受了日本的貸款，而日本提供給軍閥武器和彈藥，“我們怎麽可以甘願被這些卑鄙無恥的群體統治？”我們屈服於“這樣聲名狼藉的暴政這麽長時間”，他們兜售國家資產，好像對待他們的私人財產一樣，而“我們都像懦夫這樣坐以待斃，毫無怨言地服從於這種不義的政府。”儘管日本人卑劣，但他們有藉口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們的國家，而我們“不是漢奸就是懦夫，只為了自保。因此，我們應該為我們自己的行為感到丟臉並受到懲罰。”她充分顯示了對中國人逆來順受、恨其不爭的憤懣。⑥五四運動的最後爆發，應該回應了她這一系列憤怒的責問。 但是康成對中國人是否能解決自己的問題抱懷疑的態度，她希望西方世界來插手中國的改革：“中國的學生們，如果你們無法戰鬥，没有武器來抵抗，你們為什麽不呼籲盟國，讓他們幫你們整頓清理國家呢？將自己陷於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憐憫中，懇求他們來幫你們的忙。告訴他們我們是同盟國的成員，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擴大其發揮作用的範圍，作為一個我們的友好動作，邀請他們來這裡並看一下我們共和政府有公平的機會去運作。我們被綁上了手和腳，我們需要我們的白人兄弟來解放我們。我們知道他們強大又充滿正義，剛剛推翻了在歐洲的軍國主義。如果他們不來清掃走中國的軍國主義，那麽他們很快會再次被軍國主義侵擾。他們願意再次為此付出代價嗎？上帝保佑！”⑦這種想法未免顯得天真，“白人兄弟”是無法解救中國於水火的。文章甚至提出讓中國的鐵路國際化，“利用國際鐵路完好的保存，良好的管理，不斷向前開拓進取。中國將能夠養活她龐大的人口。盟軍管理我們的工業和採礦業的利益，意味着不會有腐敗，大量的自然財富會流入國家，每個人的境遇都會更好。”康成還號召抵制日貨：“還有另一種方法可以展示我們的愛國主義”。讓我們共同迅速“做好我們該做的事”，哪怕做出自我犧牲，“讓我們用我們所有力量抵制日貨，直到日本意識到對鄰國的損害的行為，要讓日本尊重我們的國家”。實際上，“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悄無聲息地抵制了日貨”。她意識到抵制活動“把握在人民手中的潛在力量”。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