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哲学逻辑的经典诠释，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典范。《实践论》从认识论维度论证“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1](p.296)《矛盾论》从唯物辩证法高度阐明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1](p.336)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pp.2-3)“两论”的哲学指导意义深刻体现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诸多领域，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接续奋斗中焕发出鲜活的理论和实践效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回望“两论”积极影响科技实践的历史现场，厘清“两论”与科技发展的内在关联，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时代启示。 一、“两论”在科技实践中的学习与运用 20世纪50年代，“两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全国掀起了广泛学习热潮，“两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日渐凸显。国内外著名科学家、科技管理人员和一线科技工作者高度重视“两论”与现代科学规律具有内在联系性的哲学意蕴，将其积极融入工作实践，推动新中国科技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一）方向导引：科技管理的宏观谋划和微观实施 科技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科技发展规律，学习和宣传“两论”对科技管理的宏观谋划和微观实施的重要影响，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和深化科技发展规律。 “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3](p.269)“两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对于科技管理工作具有根本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并从中归纳综合12个重点任务，蕴含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矛盾分析法。而后制定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则从内因与外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出发，着重突出自力更生发展科技和解决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的任务，为落实科技管理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1959年底，石油大会战开展之前，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就强调，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会战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4](p.1)按照周恩来的指示，1960年4月10日，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各级党委通过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的，引导广大技术人员学会总结提炼实践经验，逐渐摸索出油田开采的内在规律。时至今日，大庆油田仍然坚持通过开发技术座谈会等形式修订中长期规划，“两论”的学习效应持续作用于科技管理工作的优化和提升。 作为参与制定科技政策的代表性人物，原国家专利局局长黄坤益将“两论”的学习体悟写入诗作：“调查研究下基层，如饥似渴学‘两论’（《实践论》《矛盾论》）。出谋献策重实践，十年探索炼真金。”[5](p.208)正如诗作所写，他始终贯彻“两论”指导思想，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一手信息，了解和学习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积极探索科技管理工作规律，大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诞生。进入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等陆续出台，均在内容上体现出“两论”哲学意义的时代性转化。可见，学习和宣传“两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浪潮对科技管理工作的理论影响深远。 （二）观念形塑：实现重大科技突破的思想秘钥 老一辈科学家通过学习以“两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逐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钱三强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搞科学技术的人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毛泽东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观点去指导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群体的组织工作。”[6](p.148)现代科学证明，“两论”蕴含的思想智慧为科学研究提供关键秘钥，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袁隆平等对此均有详尽论述。 钱学森在书信中曾多次提及，他对科学技术体系和系统学方法的认识是伴随“两论”研读而逐渐深入的。在《实践论》的学习中，他通过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概念理解，提出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有机整体构造。[7](p.7)领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哲学逻辑后，钱学森把《实践论》引入系统学，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改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8](p.163)品读《矛盾论》后，他发现“只是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与《实践论》结合起来”仍难以讲清楚系统过程，而“完善提高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要引用《矛盾论》”。[7](p.65)钱学森的上述认知变化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李四光自觉学习“两论”，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写成《地质力学概论》《论地震》等著作，同时建议成立研究机构帮助更多科学家系统学习和掌握自然辩证法。竺可桢专门发文谈及自己的学习体会：“毛主席依照他在《实践论》所阐明的方法，从淮河水利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方面去看问题，暴露了内在的矛盾，因而解决了它”“根治淮河这个例子，不但阐明了感性认识有提高到理性认识的必要，而且也〈指〉[启]示我们，当我们掌握了客观规律性以后如何能动地去改造世界。”[9](pp.117-118)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钱绍钧回忆道：“还在突破氢弹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指示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研制工作。”[10](p.341)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在思想方法上，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对我的影响最大。《矛盾论》讲过，内部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杂种优势就是两个遗传上有差异的品种杂交，有矛盾，才有优势。我们现在搞亚种间超级杂交稻，就是把矛盾扩大了。另外，关于水稻有没有杂种优势，也是通过实践证明它是有优势的，然后在理论上加以提高，再用来指导实践，这是《实践论》的思想方法。”[11](p.234)此外，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两论”研读热潮还影响了一大批科学家。①在已经掌握一定科学思维和方法的情况下，“两论”学习帮助科学家们厘清科学研究各阶段主要矛盾，明确技术攻关重点，从而帮助其将原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知提升到一个新的哲学高度，成为推动实现“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重大科技突破的思想秘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