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5.002 冯契(1915-1995)是当代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本文试图阐释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和他所走过的哲学道路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哲学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一 冯契哲学道路的精神境界与对毛泽东著作的能入能出 冯契哲学道路的精神境界，是心灵自由思考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统一。冯契有过这样的自白：“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但丁的话说：‘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话!’(旧译如此)。我年青的时候，就是以此话作为座右铭的。”①其实，这个座右铭贯穿了他整个哲学生涯。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心灵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没有心灵自由便没有艺术、没有哲学、没有真正的德性”。②同时，他把自己的哲学使命明确地表达为：“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③可见他的哲学道路是心灵自由思考(走自己的路)与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实践唯物主义之路)的统一。这突出地反映在他对毛泽东哲学著作能入而又能出。④ 冯契对毛泽东著作的“能入”，就是由亲身经历而确立的真实信仰，而这贯穿了自由思考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他的“智慧说”哲学体系主要由《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即“智慧说三篇”构成。在《〈智慧说三篇〉导论》里，冯契这样回顾自己的哲学道路：“在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时候，同时又读了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哲学著作，有了比较。而且我个人喜欢独立思考”；“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开始读得很杂，读苏联人写的书，读中国人写的书，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直接读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⑤他描述了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论持久战》时的情形：“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当时对于抗战，存在不少思想困惑，“《论持久战》一出来，给大家指明了前途，使我们豁然开朗，解除了困惑，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了，一口气就读完了，后来又反复地读。《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⑥他接着谈到在昆明西南联大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时的情形：“这本著作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从而“使得许多疑问、困惑迎刃而解”。冯契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的著作回答了现实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即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的阐发使我觉得很亲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⑦这里难以言表的兴奋、一口气读完等等，是真诚热烈的自主情感，而解疑释惑的理论力量、感到很亲切等等，是深悟其道的理论自得；自主和自得表现了自由思考的品格，对毛泽东著作的“心悦诚服”就是在自由思考基础上而形成的真实信仰。 这样的真实信仰在冯契身处“文革”危难之时依然没有动摇。他说“文革”被关入“牛棚”的时候，尽管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资料、笔记、手稿被扫荡一空，但“经过心灵的自由思考，经过系统的反思，我觉得自己对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的前景，都还是有信心的。对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理论，我经过思考，仍然作了肯定的选择”。⑧如果说在抗战前线读《论持久战》的经历是“战场悟道”，那么“文革”的遭遇则是“困境守道”，然而它们的精神境界是相同的：心灵自由思考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统一。 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第二节的标题是“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下面的三个目是：“毛泽东著作的启发”“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无疑，前两目体现了自由思考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精神境界，第三目的“两化”是实现这种境界的途径。冯契说：“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如我所说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那就一定是对既成理论形态抱‘通过它而超过它’的态度，把理论运用于一定的领域作为方法，那就一定会推进理论，有所创新；把理论化为自己的德性，那就有亲切感受，理论也就取得了个性化形态。”⑨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通过它而超过它、有所创新、个性化形态等，显然是与自由思考相联系的。可见，“两化”的过程就是自由思考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统一。而“两化”的提出体现了冯契对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的认识，即“理论联系实际可以从运用理论作为方法和运用理论来提高思想觉悟这两方面着手。我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努力的”⑩。这意味着冯契把“两化”贯彻于哲学创作，是对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具体化。 冯契对毛泽东著作的“能出”，就是以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立场。这也贯穿了自由思考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冯契回忆1938年曾在延安聆听毛泽东的哲学课，“他那批评‘老子天下第一’的幽默口吻，我至今记忆犹新”(12)。这里对“老子天下第一”的批评是针对教条主义的。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教条主义者，“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并用一副对子给他们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13)能否分清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与思维主体是否思想解放有关，毛泽东强调要“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4)冯契把握了毛泽东分清两种不同马克主义的精神。他所讲的心灵自由思考，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束缚头脑的教条。他说自己“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不过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对待它”，并把这比喻为小鸡吸取了鸡蛋的营养又破壳而出；还说：“我既然保持心灵自由思考，当然就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教条”；(15)“要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就必须解蔽。当然，自由思考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使自己的意识与时代精神、与真理性认识一致起来”(16)。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心灵的自由思考，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互相联系的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