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是社会实践主体历史活动的记录和呈现，政党报刊的文本具有政治性、时代性、社会性。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是传播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权威性平台，关系到党的声音能否“到群众中去”，亦是反映群众意愿与心声的大众化媒介，体现着党的政策是否“从群众中来”，承载了党和人民群众在特定时代的原创性资料、原始性文本。从党报党刊出版史的视角考察毛泽东思想原初文本的传播脉络和思想建树，有助于拓展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视野。《群众》周刊在传播毛泽东思想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挖掘意义，对于研究党的创新性理论大众化规律、宣传党的主张并塑造党的形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解答时代问题，在特殊地域刊发毛泽东把脉时局的重要著作或言论 《群众》周刊诞生于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的特殊时期，历经从全面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内地几经周折(1937年10月在南京筹备、12月于武汉汉口创刊、1938年10月-11月迁重庆、1946年6月转上海、1947年3月遭国民党封闭)到香港办刊(1947年1月始办至1949年10月停刊)的不平凡历程，与其命运相联系，《群众》周刊关注时局、回应时局的办刊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求实精神与时代眼光。《群众》周刊敏锐地踏着历史节拍、紧扣时代脉搏、面向人民群众，刊发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44篇毛泽东的著作或言论。①其中，就地域而言，在内地办刊期间有22篇，在香港办刊期间有22篇；就时间而言，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有16篇，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章有28篇；就重要性而言，有26篇编入《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有2篇编入《毛泽东文集》，这一比例在党报党刊中是罕见的，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群众》周刊刊发毛泽东著作或言论的独特地位。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群众》周刊所发的这些著作文章，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问题意识、宽广的世界视野、深邃的战略思维。以问题为中心梳理《群众》周刊所刊毛泽东把脉时局的著作或言论，主要涉及以下时代课题： 第一，科学判断世界局势和大国态势。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形势判断事物发展的趋势。国际局势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主要大国的态度对中国抗战有着重要影响。战略防御阶段，1938年6月25日，《群众》周刊(武汉)2卷3期在真正意义上刊发第一篇毛泽东本人的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②文中对比分析了中国和日本是“大而弱”与“小而强”的关系，较早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形成多个“战略单位”，这一提议在当时虽然“没有实际意义”，但是有“前途的”，因为“世界在变动着”，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验证了这一点。 战略相持阶段，1939年3月11日，《群众》周刊(重庆)2卷17、18期合刊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为苏联红军二十一周年纪念——二月二十三日——应苏联〈真理报〉征文而作)》(文末落款为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认为苏联红军是中国的好朋友，苏联是切实地援助中国抗战的，“中苏两大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十多年来就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毛泽东预言“中国、苏联、西班牙人民、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者，将夺取最后的胜利”③。同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出席“五一”劳动节大会并发表演讲：“在今天，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们，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民族，在各个地方举行游行示威，开大会，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强盗!”④该文《群众》周刊予以发表。6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为英国援华委员会举行“中国周”撰写文章，《群众》周刊发表时是从英文译出的，毛泽东谈道，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英国人民以物质援助我们的抗战，捐给我们医药用品，派送救护队到中国来服务，对我们作了许多实际上同情的表示，“我们要求你们严格注意你们政府的态度，你们要压迫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不再输出军火给日本”⑤。英国驻重庆的使领馆在日军轰炸中也受到损失，英国政府却只表示了一种外交上最软弱的一种姿态，只报以一纸抗议。毛泽东认为“英国人民抑制远东强盗并且同时援助中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对他们的政府施以断然的压力，要他立即实施对日制裁”，呼吁“中英两国人民联合起来”。⑥同月30日，毛泽东批驳了国际上存在的污蔑“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的谣言，提醒人们注意“太平洋会议”暗含“东方慕尼黑”阴谋出卖中国利益，“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坐山观虎斗”，以“调停”之名，“藉收渔人之利”。⑦9月1日，《新华日报》驻延安记者采访毛泽东，8月27日开始编辑的《群众》周刊3卷13期发表此次采访稿《论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毛泽东阐述了英法苏谈判因英法拒绝组成反侵略阵线而破裂的后果之一，是8月23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协定，预言了英国法国与德国意大利帝国主义集团的冲突在所难免；认为“苏联已成为一切民族解放运动与人民解放运动最有力的援助者”，阐明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谋求自由解放的基本立场，主张“在外交方面，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这是确实不移的原则。例如过去德意助敌”，“而如果今后德意放弃其助敌政策，那我们就不妨与之接近，用以减少敌人的力量。又如英国如果他助敌张目，我们就决不能依赖他，而且必须时常警戒……至于苏联，应该增强我们对他的友谊，形成中苏两大民族的联合阵线，以便取得更多的援助，巩固抗战的阵地。对美国的态度也大体是如此。但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助我抗战的最可靠的友人是其广大的人民，而不是其政府，这又是应该认识清楚的”。⑧1945年8月《群众》10卷16期登载了两封电报：一封是7月24日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主席福斯特致毛泽东电：“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七月二十六日于纽约召开特别会议，其中心议程是拒斥与纠正修正主义的白劳德路线，采取马克思主义方针，重建共产党并选举新的领导机关，如承惠教，深引为荣。”⑨一封是7月29日毛泽东复福斯特电，称白劳德“在其过去工作中，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曾经有过许多可感谢的帮助，但是那条机会主义路线”，“危害中美两民族在战争中与战后的利益”⑩，认为美国共产党的复党与路线的端正对时局发展和两国人民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