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政府审计

作者简介:
田冠军,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授;胡珺媛,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袁媛,重庆市审计局财政审计三处。

原文出处:
财会月刊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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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V3
分类名称:审计文摘
复印期号:202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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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以劳动力资源优势推动出口,支撑国内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加之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形势发生变化,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循环战略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之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相对低端,造就了外向与内需分割的“二元经济”,因此必须更重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增加国内生产、投资和消费需求以刺激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摆脱严重依赖出口导向的传统模式,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近几年国际关系持续发生变化,经济一体化受挫,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主义饱受冲击,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一些发达国家挑起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关税、实体清单等方式遏制我国跨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此外,也有部分国家企图以制造业回流或转移等方式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这种“去中国化”的影响非常深刻和长远。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失灵、经济不平等且经济增长乏力,试图为经济调节失败找寻“替罪羊”。这些风险和挑战直接促使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运而生。

      为了直面和化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充分调动政府审计等各种治理力量,更好地发挥政府审计在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功能。随着所面临环境的愈加复杂,政府审计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的监督、鉴证、评价以及揭示、预防、抵御功能越来越明显,在保证调控政策实施落地、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政府良法善治、预防和治理腐败、维护财经秩序和安全、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的能力越来越突出。因此,如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聚焦目前存在的困难,明确政府审计的目标和职能定位,更好地体现政府审计的治理作用,确定其有效实施路径,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关键问题与政府审计定位

      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发展受到重挫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关系中的多环节严重受阻,为了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下行承压问题,我国构建了一种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新抉择,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但是必须认识到,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疫情纾困政策对经济刺激的作用有限,经济发展的态势呈现出强烈的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均衡性,面临着一些亟需突破的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难题。

      1.“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1)国内消费能力未得到充分发挥。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不确定性加大,外需面临严峻挑战,扩内需、促消费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最近的外贸进出口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宏观数据显示,国内需求并未强劲反弹,消费需求增长趋势不明朗,这可能会制约我国经济复苏的进程,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临的重要难题。究其原因:从供给侧来看,消费结构老化且不平衡,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偏离消费者“性价比”期望值,消费升级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加之物价的增长过快,使供需结构失衡;从需求侧来看,由于疫情的重创,就业稳定和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乐观,消费者减少了对非必需品的需求,使促进消费的政策举措难以见效。实际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并未达到饱和状态,因此,应以政府审计治理等有效手段狠抓政策落实、压实任务责任,从供需双向发力,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2)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瓶颈制约。近年来,我国综合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部分领域如5G、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领域表现突出。但是科研基础偏弱,地域科技实力分布不均衡,企业研发能力弱且投入强度较低,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与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等的制约并存,整体上仍未完全改变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较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创新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如缺乏战略设计,研发投入不足且产出效率低下,市场激励偏弱,创新人才培养乏力以及考核上的重量轻质、重实用轻基础、重成果轻转化等。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在于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只有大力提振科技创新,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产业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应加大财税、科技、人才等政策支持和监督力度,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引领能力,实现关键领域自主可控,以科技产业链的创新和升级来畅通科技与产业“内循环”。

      (3)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风险加剧。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具备特有的经济优势和市场供需结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先是我国部分企业停工停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全球各国的供应链;后是疫情蔓延,海外供应链受阻和需求回落,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由于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试图对本国的供应链产业链进行“再工业化”和回流调整,全球经济链条面临重构,使得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加剧。因此,应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情况,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监测和政策效果评估,揭示政策执行“打折”导致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政策“扭曲”“变味”,是我国构建和促进“双循环”发展亟需警惕的重要问题。

      (4)高水平“走出去”需求更加迫切。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贸易结构和治理规则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外向型发展策略亟需调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其本质上具有开放性,且对开放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在当前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分工体系和产业体系为支撑,国内国际循环互动协同,通过互利共赢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尽管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存在发展基础薄弱、经济体量偏小、劳动力素质较差、政治风险高等问题。目前,“走出去”受到疫情的影响,一方面国际市场规则和治理体系存在差异,另一方面部分“走出去”企业风险预估不足、文化融合困难、相关人才储备不足,甚至还有部分企业恶意造假、社会责任感差,导致其陷入海外投资经营困境。因此,应发挥政府审计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为“走出去”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提供“导航”保障,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内外部约束机制,构建更有责任感的可持续治理和管理体系,对冲对外投资风险,保障跨境经营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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