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5-0077-08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制词写作有对王安石盖棺论定的意味，而且，此制写作上距元丰七年(1084)王、苏二人在金陵欢然相会不远，故而苏轼如何行文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可能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以及对苏轼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缺乏同情之了解。 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卒。尽管左相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主导的新法几乎全无是处，“败坏百度”，但为了“振起浮薄之风”①，也就是从整顿风俗的角度，司马光提出优加厚礼。优礼的结果是赠了一个太傅，赠官制词为苏轼作。在新党势力已经瓦解的更化之时，革除安石新法之弊，而不追究安石之罪，反而赠官、推恩，此事当时在旧党人士中，想必不会没有争议，后来就有人提出元祐之偏，始于议赠之初，不稽其弊，名分不正，以至于有后来政事之反复②。苏轼的态度，自然也会体现在他的《王安石赠太傅制》中，其文曰：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闇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③ 文不甚长，其辞甚美。清人蔡上翔为王安石辩诬时提到此文时说“此皆苏子由中之言，洵为王公没世之光。”④认为这是苏轼发自内心的赞美，王安石盖棺论定之时有此一文而声名益彰。民初梁启超、柯昌颐作荆公传记，皆祖蔡氏“由衷”之说。梁启超认为荆公晚年，东坡从之游，向往备至，“东坡撰敕，于其政绩，虽不置可否，而诵其盛德，赞不容口。虽公平昔操行，有以见信于友朋，而温公、东坡之贤，亦不可及矣”。⑤柯昌颐曰：“此敕文甚得是非之正，当为苏轼由衷之言。”⑥梁启超所提出的苏轼制文对王安石的政绩“不置可否”之说也为后来学者接受。总之，苏轼制词对王安石的变法事业“不置可否”“略而不谈”，对其人品道德文章则称颂备至，成为当代文史学界的主流认识⑦。 相反的意见也有，而且出现得很早。王铚作于徽宗宣和时期的《四六话》中提到“子瞻《赠太傅诰》”，最赏其“浮云何有，脱屣如遗”两句，认为“能真道荆公出处妙处”，又云“人谓中含讥切，恐大不然”。⑧值得注意的是王铚所记乃是其“先子”王莘之言，可以推知大约在苏轼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认为制词是褒语中含有“讥切”了。南宋陈善《扪虱新话》提出该制词与苏洵所作《辨奸论》一样，“皆苏氏宿憾之言也”。⑨所谓“宿憾”，是指王苏矛盾不独因为新法，而是始于此前的苏洵作《辨奸论》。抒发宿憾之言的制词就不可能是褒词了。其后郎晔注坡文，亦曰此文“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⑩至于“宿憾”如何体现，“微意”何在，陈善、郎晔都没有就文本做具体解释。所以他们的这个看法一般都是被视作门户之见的表现。如四库馆臣指责《扪虱新话》“颠倒是非、毫无顾忌”，陈善其人“必绍述余党之子孙”。(11)柯昌颐也说“陈善盖左安石而右苏氏者，其为门户之见可知也”，“细按全文，实不知憾于何有？”(12)还有学者指出苏轼制文对王安石的文行出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郎晔所谓的“微意”云云，不过是用道学家的有色眼镜来看待问题的结果(13)。陈善、郎晔的意见，南宋以来，罕有许可者。 或是受陈善的启发，此后论赠官制褒贬者，很多是因讨论《辨奸论》真伪而连及之。大多是据此以证明《辨奸论》非苏洵作，如梁启超云：“其父所诋为大奸恶者，东坡乃谓为希世异人，学贯千古，卓绝之行，风动四方，明目张胆与其父为难，东坡尚得为人子哉！”(14)方健认为苏轼所撰制词，“对王安石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备极赞赏”，据此提出疑问：“如老苏真有《辨奸》之作，这一切有可能吗？”认为二苏能遵父训，与程之才断绝往来，则如果有辨奸论，则苏轼不可能在元丰七年赴金陵拜访王安石，相谈甚欢，且有买田卜邻之约，“从公已觉十年迟”感慨(15)。这种思路是立足于《赠官制》是极度褒扬，论证《辨奸论》不当有，而陈善认为制词与《辨奸论》皆修怨之词，苏轼与乃父对王安石始终持同一立场，其思路是立足于《辨奸论》为真，故《赠官制》不当为褒词。东坡是否见过《辨奸论》暂且不提，两种思路本质相同，即东坡必须与父亲保持一致。 与陈善秉同一思路并发挥其观点的是章培恒先生。他在讨论《辨奸论》的文章中论及此文，认为全文是小褒大贬。大意是：第一段只是泛论“希世之异人”，并非专指安石。第二段同第一段两相对照，以贬斥安石。(1)“少学孔孟，晚师瞿、聃”是斥安石背弃大道；(2)“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无贬意，近于客观叙述；(3)“属熙宁之有为”句，是暗示安石理应成就希世之功；(4)“方需功业之成”句，则是责备安石辜负神宗期望，没有成就功业；(5)“进退之际，雍容可观”句，是全文真正说得上是肯定处。章先生还提出“在宋代拥护王安石的人们眼中，苏轼此《制》与《辨奸论》一样，都是诋毁王安石的作品”。不过所举之例也只有陈善一人而已(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