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流配地域的演变及其影响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822-(2021)03-0125-13

      宋代的刑罚体系以杖刑为主体，而杖刑的实施，又与刺配刑密切相关。概而言之，宋世将承袭自唐代的死、徒、流、笞诸刑皆折为杖刑，施杖完毕后，再视罪人刑等之轻重，加诸编管、配役等从刑，且宋代死罪，往往经奏裁之后“特与贷命，减死一等，决配远恶州军牢城”①。缘此，以杖刑为主刑，刺配为从刑的复合刑，作为死刑的替代刑成为有宋一代施行最为普遍的重刑。②

      而随着刺配刑在宋代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范围渐广，又产生了免刺决配的判例，原本作为从刑的刺配刑，实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刑种。再者，流刑由于在实际施行中已折为杖刑，其“流”的性质已不复存。真正具有流刑性质的，恰是杖决之后所施的刺配刑。③

      回顾迄今学界关于宋代刺配刑的研究，大多以刺配刑的性质、演变为探讨的重心。④相较之下，因其施行而产生的流配地域及其调整变化，则少获学人关注。曾我部静雄、佐伯富虽对此议题有所措意，但仅止于对相关记载的概述。⑤马伯良全面梳理了北宋流配地域的变化，并绘制出相关图例，不过所论仍较粗疏。⑥关于宋代流配地域，仍存有不少有待厘清之处。职是之故，本文尝试在法制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引入政治地理的视角，以刺配刑的实施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为线索，就宋代流配地域变迁的具体过程及其影响试作探析。

      一、赴阙制度、重法地分与北宋的流配地域

      关于北宋流配制度的更革，程大昌有论：

      太宗已前，因犯合配人，不以远近，并押赴阙下，恐是欲拣其强悍者为兵也。后数有言其在道费传送或逃亡者，乃始立地里数配隶。神宗以流人远去乡邑，又有弊如上所言，遂效古犯罪应流法加决刺，随所在配诸军重役。⑦

      从不论远近，一律押赴阙下，到依刑等分道里远近配隶诸军，确为北宋对流配制度的一大重要调整，但程氏所述，尚有两点舛误需加厘正。首先，北宋初年以诸路罪人送阙，并非为充实禁军，而是为了向京畿窑务、忠靖六军及近畿的西京南山、郑州贾谷山等官营手工业机构与坑冶诸司务提供劳力。⑧复次，罪人由赴阙改行刺配，早在神宗朝以前已逐步实施。真宗咸平四年(1001)，有鉴于罪人赴阙“并其家部送上京，多陨于道途”，即下诏“福建、广南、江浙、荆湖远地，应强盗及持杖不至死者，依法决讫，刺配本处五百里外充军”⑨。针对南方两浙、荆湖、广南、福建诸路罪人械送京师道里辽远、劳费不赀之弊，宋廷于景德二年(1005)又下诏：

      今后应盗贼合刺配牢城者，并配千里外。其河北、河东州军并配过黄河南，陕西州军配潼关东，荆湖南路州军配岭南，北路州军配过汉江，江南、两浙并配江北，川陕州军配出川界，广南州军近岭者配岭北，不近岭者东西路交互移配，福建路亦配广南、江浙。其同火人量远近散配。⑩

      

      图1 北宋景德二年流配地域示意图

      资料来源：底图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辽·北宋时期全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第2次印刷，第3—4页)。

      景德二年诏令，确立了对盗贼重犯于相邻路分间东西、南北交互移配，同伙人依远近散配的原则，不过赴阙制度并未因之而废止。其流配地域示意图如图1所示。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一日，宋廷仍有诏令“广南、福建、川陕路军民凶恶为患者，依法断讫，并家眷械送赴阙”(11)。同月十八日，又下诏将谋杀、故杀、劫杀人罪至死等“情重不可宥者部送京师，自今用为定式”(12)。要言之，北宋开国三朝，正处于制度草创之际，新制的推行与旧制的申严，往往交替往复，或并行不悖。不过北宋流配地域调整，其总体趋势仍是向南方诸路集中。降至仁宗朝，宋廷已将合配坑冶务、西京南山及郑州贾谷山采造务罪人，移配广南远处牢城。(13)天圣九年(1031)，宋廷再次对流配地域做出调整，其中“元系广南、荆湖、福建配江北州军，即量移往近南州军，不得移过岭南及大江”(14)。此次调整较之景德二年诏令，更进一步限制将南方诸路罪人配往长江以北路分。再者，宋初自平定江南、荆湖、广南等地后，已逐渐复归隋唐旧制，将罪人配隶岭南等南方边远地域。合上观之，真、仁两朝流配地域南移的趋势已较为明显，而真正促使宋廷改弦易辙，将流配地域转移至南方边路的，应是创设于嘉祐六年(1061)的“盗贼重法”(15)。

      “盗贼重法”起初是针对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而立，其施行地域，即所谓“重法地分”，原本仅限于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三县及与之毗邻的京东路，后又拓展至京西、淮南、河北路，将京畿及近畿地域皆涵括其中。究其原因，实受北宋前期黄河水患之影响。庆历八年(1048)和嘉祐五年(1060)相继两次决口之后，黄河泛滥逐渐常态化，因其下游改道所经河北路为黄泛区，有大量被灾流民南下涌入京东地区，啸聚为寇，以致京东路及周边地域成为盗区，动乱最为频仍。(16)如司马光于治平元年(1064)上书言“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尤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17)。面对如此严峻的治安形势，自然不宜再将诸路贷命凶犯械送京师。